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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哀公说：“夫子说得对极了！那么请问什么是贤人呢？”

孔子回答说：“所谓贤人，具有这样的特点：行为合乎规范，却不违逆自己的本性；言论足以成为天下的准则，又不会损伤自己的身体；富有天下，却没有一点不义之财；使天下得到福利，却不用担心因此变得贫穷。这样的人称得上贤人了。”

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行为自然合乎规范，才不违逆本性。想做却不敢做，只好“演戏”，与本性不符。言论合乎规律，实行起来很简单，就不用劳神费力而伤身体。心怀天下，就富有天下，并不是非把财富弄到自己的小家来不可。“取之有道”，就没有不义之财。用善政使天下得到福利，而不是拿私财送给少数人，自然不会把自己弄成一个穷光蛋。

鲁哀公说：“说得太好了！请问什么人可称得上圣人？”

孔子说：“所谓圣人，具有这样的特点：智慧与大道相通，随大道变化而变化，永无穷尽，这是因为他对万物的情性了如指掌。所谓“大道”，是一种支配万物变化并因此成就万物的东西。所谓“情性”，是事物内部不可更改的规律。圣人明大道而通情性，所以他行事时，境界像天地一样宏大，智慧像日月一样昭明，德行像风雨一样遍施，态度就祭祀一样庄严肃穆。他们办事的方法，找不到出处，好像上天授予的一样；他们办事的结果，百姓很满意，觉得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这样的人，称得上圣人。

从这个故事来看，各种人的境界、智能、追求目标等等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就不能勉强要求一律，各种按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这样也很好。但是后世的儒士们对先儒的学问学到半通不通，已经不知道这个道理了，所以经常以自己的标准来严格要求普通群众，反而把社会价值观搞乱了。

尤其是宋代理学出炉后，变得完全不讲道理、不近人情了。理学的有一个宗旨：存天理，灭人欲。这是圣人的境界，贤人都做不到，何况一般大众？在“存天理，灭人欲”之下，又制订“三纲五常”的规则，又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要求，这时候的所谓儒学，已经变成了一种毒素，不知不觉地侵害着社会肌体。要不然中国人也不会在晚清时成为“东亚病夫”了。

其实“理学”刚流行时，就有识者看到了它的弊端。南宋大儒邵雍，世称“康节先生”，精通易学。理学两大先锋人物程颢、程颐曾随从他学易，却无所成。邵雍临死，程颐就问他：“从此就要永诀了，您有什么要告诉我的吗？” 邵雍用两手一比，没有做声。程颐不懂，就问是什么意思。邵雍说：“前面路径须令宽。窄则自无着身处，能使人行乎！”意思是说，前面的路道要留宽一点，太窄了，自己都站不住脚，别人怎么能走过去呢！

理学的特点正是如此，那些理学家自己都实行不了，要求普通人实行，不是太勉为其难了吗？

所以我们学习儒学，只需学孟子之前的儒学，汉儒董仲舒之后的儒学，已经是一盘受到污染的大杂烩，味道美不美，都不值得品尝。

其二，年龄的隔阂。

儒士以自己的标准要求大众，也许不是最大的问题，因为引导社会道德水准的提升，也是一项需要做的工作。但他们的年龄很成问题。大致上，到他们足以左右国家政策时，往往已经到了中老年。不考虑大众的标准，按自己认为好的方式做，政策就会存在“代沟”。这个道理，跟父母和儿女之间存在“代沟”是一样的，用不着细谈。以前有人提过中国的“老人政治”的问题，老年人的欲望降低了，行动能力减弱了，生活要求也降低了，而且能够到达很高地位的人，本身就比一般人勤奋敬业。用这种标准要求大众，就不合理了。中国的法律、制度从来没有被认认真真执行过，不是中国人太坏，而是法律、制度确确实实是不合理的。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其三，不尊重普通群众的选择。

儒家有一个特点：坚定不移地推销自己认为好的东西，这就像推销员想把某件商品硬塞给顾客而不尊重顾客的选择一样。

孔子曾提出过一个观点：“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其大意是不要固守成见，不要固执己见。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但实际上孔子本人并没有达到这么高的境界。否则他就不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竭尽全力地推销自己的“仁道”，却不考虑对仁道做一些改进，使之变得“适销对路”。

先儒尚且达不到这么高的境界，后儒就更不行了，所以一旦儒家得势，他们就会顽固地推行自己以为的“善政”，极少征询群众的意见，并且从不怀疑这样做可能是错的。中国一千多年来的政治弊端，主要就出在这个地方。

我们学儒，需要谨慎地剔除这种自以为是的东西。在追求杰出的同时学会尊重群众，跟我们这个全球化时代就比较接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