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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武灵王的一次展示小勇的行为，就不那么值得称道了。他曾亲自带兵攻占了其他国家几百里土地，又想打秦国的主意，于是把王位传给他宠爱的吴姬所生的次子，立为惠王，而自称“王父”也就是后世所谓“太上皇”。他这个“王父”对当顾问不感兴趣，反倒热衷于间谍工作。他假冒赵招，奉赵王之命出使秦国。暗中却带了一批测量人员，一路上探测秦国的山川形势。他来到秦国的首都，谒见了秦昭襄王，应对得不卑不亢，也很受秦王的敬重。到了半夜，秦王猛然想起这名赵国来使，仪表魁梧轩昂，气质不凡，不像一个普通臣子，心里顿生疑虑。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派人去请“赵招”，赵武灵王心知有异，推说有病，拒绝前往。过了三天，秦王派人去强迫他来，谁知他已经逃走了三天了。

赵武灵王虽然已经退位，身份毕竟特殊，怎么能去搞间谍工作呢？如果不是侥幸逃脱，被敌国抓住，国际影响就太大了。所以说这是小勇，不值得赞扬。虽说不值得赞扬，但他这种胆勇，确实非同小可，非常人所能及。

其二是秦武王，一位以好勇闻名的国君。他身材高大，孔武有力，自认为天下无敌，常常喜欢和那些大力士们比武取乐。当时秦国有两个大力士，一名乌获，一名任鄙，都是前代将领的子弟，因为武勇力大，深受秦武王宠爱，加倍封给他们高官厚禄。后来齐国也出了一个叫孟贲的大力士。据说他走水路不怕蛟龙，走旱路不怕虎狼，发起脾气来，怒吼一声，就像打雷一样，惊天动地。有一次，他在野外看见两头牛正在相斗，他上前去劝架，一怒之下，竟然把牛角生生拔出来。他听说秦武王正在招纳天下勇武之人，就前来投奔，很快受到秦武王的宠爱，做了大官。

有一次，秦武王想到洛阳一带观光，可是中间隔着韩国。他不依正常外交途径借道而行，却率兵把韩国攻下来，然后进了洛阳。周赧王派人到城外欢迎他，他却不去觐见，带了几个勇士，偷偷跑到周朝的太庙去参观宝鼎。他看到鼎上分别刻有九州的名字和图腾，指着镌有“雍”字的鼎说，这是秦鼎，我将来要把它带回咸阳去。守鼎人说，这九个鼎每个重有千斤，从来没有人能够移动过。秦武王问身边的任鄙和孟贲能不能把鼎举起来。任鄙比较聪明，说自己举不了。孟贲鼓勇向前，把鼎举离了地面半尺。可是因为用力太猛，眼球都暴了出来，眼眶裂开，流血不止。秦武王看了说，你既然能举，难道我不能举？任鄙劝他，以一国之君的身份，不要随便去尝试。可是秦武王不听，走过去，把鼎也举起了半尺。他还想走几步，胜过孟贲，不料一动步，力尽失手，宝鼎掉下来，把他的胫骨压断，昏了过去。当天晚上，就因为流血过多而死了。

这个秦武王，身为国君，只需以拥有众多勇士为荣，把勇气用在大的方面。他却逞勇斗狠，等于自降身价。为此丢掉性命，就更不值得了！不过他的力气居然能够跟全国最有名的大力士抗衡，也确实让人称奇。

我们读历史，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古代的帝王，除了宋代推行“偃武修文”政策的几代皇帝，以及少数平庸的君主外，多数人能文善武。尤其是开国帝王，往往武功出众，或者精通军事谋略。

比如唐太宗李世民，率军跟王世充作战时，有一次他率领几十名骑兵去侦察敌情，不料与敌人的大军狭路相逢。王世充手下大将郑罕认为这是活捉李世民的天赐良机，就指挥部下蜂拥而上。王世充麾下骁将单雄信也率数百名骑兵从两翼冲杀过来。李世民命令部下紧随其后，左冲右突，所向披靡。这样边战边退，始终没有被敌军彻底围住，反而活捉了一员敌将。到了接近唐军营地时，王世充担心中埋伏，于是鸣金收兵，无功而返。李世民平安回到营地，因为满身血污，守营军士竟认不出他来了。

假如李世民不懂武功，遇到敌军合围的局面，早就吓得手足发软，哪有抵抗之勇？即使有所反击，也无济于事啊！

由此可知，对自身力量的自信，是产生勇气的一个重要来源。后世帝王为什么看重儒术？有一个重要原因：儒学经过不断删改，变得重文轻武，甚至鄙视武功。那些读书人力量不足，勇气大打折扣，就没有胆量造反了。非但如此，他们为了掩饰自身缺陷，还大肆散布轻视力量的言论，好像力量即等于粗鲁，使那些有力量的人也变得没有自信，反以文弱为能，以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为傲。

实际上孔子授徒，文武不分家，诗、书、礼、乐、射、御，样样精通，这才合乎一个“士”的标准。“士”的含意与西方所谓绅士相近。射是射箭，御是驾车，这是古代两项高级作战技巧。这种教育与十八世纪之前西方绅士所受的教育相似。西方绅士不仅学文，也以精通剑术为能。后来出现了热兵器，剑没什么用了，这才换成“文明棍”。

孔子教授武功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培养学生的勇气。不过到了需要打仗的时候，也要能打才行。

当然力量不是产生勇气的惟一来源，信念、品格以及参透生死的智慧也能让人产生大无畏的勇气。这些都是孔子重视的。后世儒家的教育，完全违背了孔子当年的宗旨，不是在培养勇气，而是在打击勇气。这正是中国积贫积弱的核心原因。

其实勇气无所谓大也无所谓小。好比学问或金钱一样，用到大的方面就大，用到小的方面就小。但是，关键要有勇气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