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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生说:“大势已成，您坐下来等待亡国吧！即使您想改变，能做到像尧、舜那样吗？如果不能，改也无益了！”

秦始皇长叹一声，下令释放了侯生。

另一个故事是：秦始皇晚年时，召集群臣议事，说:“古时候，五帝把王位禅让给贤能的人，三王把王位传给子孙，哪一种更正确？我将按正确的做。”

大臣们都不敢回答。鲍白令之大着胆子:“把天下当公家的，就禅位给贤能的人；把天下当私人的，就传位给子孙。五帝把王位禅让给贤能的人，是以天下为公。三王把王位传给子孙，是以天下为私。”

秦始皇仰头叹息道:“我的德行来自五帝，我要以天下为公。谁能代替我呢？”

鲍白令之说:“您做的是桀、纣的事，却想效仿五帝禅位。这不是您能实行的事。”

秦始皇大怒道:“鲍白令之，你过来！你为什么说我做的是桀、纣的事？快说！说不出道理就让你死！”

鲍白令之说：“那我就说说吧！您建造的楼台高耸入云，建造的宫殿方圆五里，铸造千石重的钟，立起万石重的柱，宫中妇女数百人，女乐数千人。兴造骊山宫室一直达到雍州。您享受的一切，耗尽了天下财富，用尽了天下民力。您偏狭自私，不能惠及他人。您是一个只为自己打算的人，还说什么德行来自五帝、要以天下为公呢？”

秦始皇哑口无言，脸上露出羞愧的神色。默然良久，才说:“令之的话，让大家看不起我了！”于是停止商议这件事。实际上，他把天下弄得一团糟，想送给别人，也不一定有人敢要。

从这两个故事来看，秦始皇对自己的做法是有所愧悔的，甚至想有所补救，可惜大势已成，无力回天了。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可能感受到真正的快乐呢？

隋炀帝也是一个追求感官享乐的人，他的荒淫生活，比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建的迷楼，规模之宏大，陈设之奢华，不亚于阿房宫。可是他真的快乐吗？据说，他第一次游江南时，摸着自己肥胖的脖子说：“我这颗大好头颅，不知由谁来砍啊！”明知自己不得善终，怎么可能快乐呢？而且，隋炀帝因为荒淫享乐，后来健康大损，虚弱得终日昏睡，无法清醒。到了夏季，一天要喝几百杯水，面前放一大块冰，还是口渴得烦躁不安。身体糟糕到这样，看着那么多享乐的东西却享受不了，怎么可能心情快乐呢？隋炀帝第二次游江南，就到了因果报应的时候了。他被起义军抓住，自知必死，想饮毒酒自尽，死得舒服一点，宇文化却让人用绳子把他活活勒死了。而他建的迷楼被唐太宗下令烧毁了。

宋徽宗没有秦始皇、隋炀帝那么残暴，但享乐之心却不在其下。他建的“艮岳”，据南怀瑾大师说：“这座山的恢宏气魄，把全国的名胜古迹，奇石异木，都集中到这里来了。宋人张吴的笔记里，还指出了这些东西从各地搬来的运输情形，都是越江渡海，甚至把城廓都凿开来，以便这些巨大的木石，不受损伤地得以通过。”那么宋徽宗真的享受到了快乐吗？一开始应该是快乐的，可惜乐极生悲，快乐有多大，痛苦还要加倍。从他被金人俘获，掳到北地去时写的一首诗，我们大概能看出他当时的心境：“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天南无雁飞。”这就是典型的从天上掉到地下，那还不如原本就站在地下。

慈禧太后造的颐和园，还保留在那里，奢华程度虽不及阿房宫、迷楼、艮岳，但恶劣程度却不相上下。因为她是挪用数千两军费白银建起来的。这个女人为了一己享乐，竟至于连国家安全都不顾了。而当时中国正处于外敌环伺的险恶环境中。那么她会感到快乐吗？一个几十岁的老太婆，被八国联军赶得带着小皇帝去避难，王朝灭亡的征兆也越来越明显，怎么可能感到快乐呢？

古人讲的“乐极生悲”的规律，总是不停地上演，原因在于那些人只懂得追求“禽兽之乐”，或者说感官之乐，而不懂得追求精神财之乐。虽然旧的时代灭亡了，在新的时代，“乐极生悲”的规律也不会失效的。对那些身处富贵中的人来说，还不到可以掉以轻心的时候。比如现在比较严重的“仇富”心理，就很值得警惕。

“仇富”心理是对是错，本文不必讨论，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它存在的事实。而且它的产生自有其根源：

其一，某些富贵者不遵守游戏规则，得到不合理、不合法的机会，等于剥夺了其他人合理、合法的机会。被损害者自然会产生仇视心理。

其二，某些富贵者不依法承担义务，比如偷税漏税，等于侵夺了公众的利益。他们享乐，有一部分是在拿公众的钱享乐，公众岂能没有怨意？

其三，某些富贵者不能公平分利，使员工多劳而少得，等于侵夺了员工的合理利益。他们享乐，有一部分是在拿员工的钱享乐，员工岂能没有仇视心理？

如果人们的“仇富”心理达到“予及女偕亡”地步，是很可怕的，社会上层出不穷的“劫富”、“杀富”事件，就是“予及女偕亡”的表现之一。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员工的不忠和懈怠。这会直接损害团队的竞争力。现在虽然是和平年代，但竞争却异常剧烈，可以说是强敌环伺。如果员工产生“予及女偕亡”的心理，后果就非常可怕了。公司倒闭了，员工到哪里都能当员工。老板倒闭了，想再当老板就太难了。

如何淡化“仇富心理”以自保呢？处事公平、多行善事，也许是最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