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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清末刘鹗在所著《老残游记》中记述的一则故事。为了久仰一位清官的大名，不惜亲自出京去游览求证。但所得的结果，使他大失所望。因此他得一结论说：“天下事误于奸慝者，十有三四。误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十有六七。”

南大师所举的第二例中，“只莫作怪”四字，一语切中尚贤的弊端，不止适用于做官。比方说，官员急于表现贤能，就要拿出业绩来，但“大器晚成”，真正有益国计民生的业绩哪能那么快就拿出来？如果拿出来了，十有八九是一个“豆腐渣工程”，自己倒是得到了贤名，将来难免让别人受苦受难。学者急于表现贤能，急急忙忙发表一些不成熟的见解，难免误导他人。作家争于表现贤能，写一些迎合读者不良嗜好的作品，等于贩卖精神毒品。

南大师所举第三例，尤其让人触目惊心。那些“不通世故之君子”，有贤人之名，被人捧得高高的，对底下的情况并不了解，凭自己的聪明才智，在书房或办公室里闭门造车，想出的点子，制订的政策，往往祸国殃民。如果说，天下不是被小人搞坏的，而是被贤人搞坏的，虽不完全正确，至少对了70%。

以上观之，老子是在深刻洞察世道人情的基础上提出“不尚贤”这一观点的，可惜从古到今，没人肯听他老先生的。即使到了今天，“尚贤”的毛病还很严重。比如在学校里，成绩好的就是“优等生”，成绩不好的就是“差生”。可能所谓“优等生”连自己的衣服都没洗过，优在哪里？可能“差生”既孝敬父母又勤做家务，待人也有礼貌，差在哪里？

老子“不贵难得之货”的观点，主要针对统治者而言。如果他们勤俭节约，不贪金银宝贝及其他稀罕物品，下面的风气会好多了。

对“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这一观点，后世多有误解，有人认为这是提倡“愚民政策”。实际上，历代统治者的“尚贤”以及与之相应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愚民”，使人们对事物，对真、善、美失去了天然的判断力。老子的观点却是让百姓的一切处于自然发展状态，不加强行干预。

所谓“虚其心”，不是让人们没有思想，这事实上根本办不到。老子的意思是让人们思想比较单纯，没有那么多心机。“实其腹”，就是生活小康，无饥寒之忧。“弱其志”并不是没有追求，而是没有非分之想，不贪图属于别人的东西。“强其骨”就是身体健康，不要有那么多痛苦。

那么，老子的观点能不能行得通呢？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行得通的，关键要有与之相适配的制度。

打个比方，过红灯路口时，如果能“虚其心”，看见红灯就停，看见绿灯就行，根本不需要动脑筋，只要用眼睛做事就行了。如果不能“虚其心”，遇到这种情况，心里就杂念纷呈：反正没有车，闯过去也不会有事。别人能闯红灯，凭什么我不能？红灯是为傻瓜设计，对我没用……诸如此类。其实不过是过一条马路而已，用得着操这么多心吗？如果能形成大家都讲规则的风气，那么需要操心的事越来越少，也用不着有那么利弊得失的算计，生活、工作都变得简明了，也更轻松快乐了。这不是很好吗？

“实其腹”、“强其骨”的好处不用说，如果能“弱其志”，大家都坚持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道路，不要有非分的想法，不贪求本属于别人的东西，社会关系就简明多了，也没有那么多丑恶的争斗和无耻的掠夺。这不是也很好吗？

中国有那么一两个时代实现过老子“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的政治理想，比如汉初和盛唐，当然实行得都不太好，六七十分而已。由于年代久远，我们很想象当年的生活，那么不妨举一个外国的例子来加以验证。

有一个中国在德国留学生向一个新来的同胞介绍说：德国人特别讲规则，假如公用电话亭里有两部电话，原本男女合用，如果你分别写上“男用”、“女用”字样，那么德国人会老老实实照此办理。

这位中国同胞不相信，于是他们在一个公用电话亭里做了一个试验。果然，那些打电话的人都自觉服从了指令，尽管“女用”电话无人使用，那些男人们还是在“男用”电话前排队等候。

这种情况我们中国人可能难以理解，因为我们中国人太聪明了！德国人倒也不见得傻，在这些小事上根本不用心，一切照规则办就行了。这就是所谓的“虚其心”。

有一位大学者谈到他早年在德国留学时的经历说，在面试时，那位穿着咖啡色衣服的教授问他：我的衣服是什么颜色？

这位新生愣住了，久久不能回答。教授不满地说：我的衣服是咖啡色的，难道你看不见吗？做人做学问的一个立足点是诚实。

很显然，这位新生想得太多了。他一定在琢磨怎样回答才能获得教授欣赏，所以忽略了最简单的东西。这是不能“弱其志”的缘故，想用不太真实的东西获得自己不该享有的东西。老子所谓“弱其志”，其核心就在于诚实对待自己、诚实对待他人。我们现代人追求所谓“1+1=3”，迷信所谓“6-1=0”，都是投机取巧或急于求成的思想在作怪，归根结底，还是缺乏诚实的素质，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