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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商鞅投奔到秦国，受到重用后，实行了著名的“商鞅变法”。商鞅还说动了秦孝公，出兵打魏国，使魏国被迫割让河西之地求和，逼得梁惠王不得不迁都大梁以躲避秦国的锋芒。

孟子见梁惠王，正是梁惠王事业最失败、心情最苦闷的时候。他倒也想重金招揽人才，重振国威，但他骄傲自负的老脾气还是没变。所以他见到孟子的第一句话就是：“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意思是：老头！你不远千里而来，有什么能为我的国家带来利益的好主意吗？

人家不远千里而来，他连一句客气的称呼都没有，“叟”！这个字所透露的心理，跟现代某此老板“有钱还怕请不到人”的心理一模一样。哪怕公司举步维艰，都快倒闭了，还是觉得老板就是老板，应该由人才来求他，而不是他去求人才。这样能得到什么人才呢？

好在孟子修养高，一心只想推行“王道”，对自身遭遇并不放在心上。所以他还是跟梁惠王讲了“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这段道理。可惜再好的道理，讲给一个梁惠王这样的人听，就如一句俗语：“鸭子背上泼一勺水。”所以说他讲的是废话。

孟子所讲的先义后利理念，多为后世所误解。孟子认为义和利都是重要的，就像忠和孝都重要一样，只是有主有从，有先有后。后世的腐儒却理解为只重义而不重利，并进而引发了公与私的争论。如南怀瑾大师所言：“汉唐以来，儒家的义利之辨，大多混淆了私与无私之别，两者分不开来。所以谈义利之辨时，往往在逻辑上就会夹缠不清，而使我们现在的一些人仍然弄不清楚，乃至于产生‘儒家思想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错觉。因为后世受此影响，每谈义利之辨，就成了谈有私与无私之辨。遂进一步牵涉到中国文化思想的中心，乃至牵涉到人类文化的中心，尤其是政治行为的中心——公与私之辨的问题。”

但孟子的义与利，谈的并不是公与私的问题，而是“大利”和“小利”的问题，如果只讲利不讲义，即使得了利，也会失去，这只是小利甚至无利。如果先义后利，就能可持续发展。这是大利。纵观世界级大企业家，哪个不是先义后利而发展起来的呢？

我们往往把“义”字想象得很神秘，孟子的解释是：义者，宜也，也就是办事合乎道理，合乎方法。好比办一家公司，首先要制订完善的规章制度，要确定每个人职掌，总之要先把内部的管理搞好，然后才谈到上到市场上去竞争求利。抱着投机取巧的心理，抓住机会到市场上捞一把，因为内部竞争力不行，以后就难以为继。日本企业家坪内寿夫有一个理念：不做太赚钱的生意。因为太容易赚来的钱很容易使经营者丧失警惕，从而忽略内部管理的漏洞。先从内部提升竞争力着手以求利，就是先义后利。

另外，还要合理分配利益，使员工、客户、合作者等各方面都得到合理利益。俗话说：“分赃不匀，打死人！”如果利益分配不合理，内外部就纷争不断，大家只顾争利，就没有心情去求利了。所以，“华人首富”李嘉诚说：“有钱大家赚，利润大家分享，这样才有人愿意合作。”他又说：“如果一单生意只有自己赚，而对方一点不赚，这样的生意绝对不能干。”台湾企业家林东岩也说：“只有双方满意才是一笔成功的生意。如果只有我赚，别人亏，那就是不平等交易，就是一笔不成功的生意。” 美国企业家、IBM公司创始人托马斯·沃森则说：“一笔好的生意应该使买卖双方都受益。”美国企业家埃拉斯英·王则说：“在靠服务赚钱还是为赚钱才提供服务的问题上，我们选择前者。首先提供周到的服务，把事情办好，其余的自然会来。”所有这些讲的都是先义后利。

再者，求利时除了考虑小圈子的利益外，也要考虑社会效益。受到社会欢迎的事往往能够成功，受到社会反对的事最终都会失败。诚如拿破仑·希尔所言：“任何不是建立在真理和正义之上的事，既不可能成功，也不可能赚钱。”

以上观之，孟子义利之辩，着眼点还是一个利字。可以认为，他讲的并不是一个品德问题，而是一个智慧问题。如果一个人不能透过义字看到大利，缺少的也许不是品德，而是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