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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晋国盗匪四起，国君下令各级官吏要尽全力捕捉强盗，可是收效甚微，强盗反而一天比一天猖獗了。

有一个叫郤雍的人，他的眼光很厉害，光看相貌就能辨别谁是否是强盗。京城里负责捕盗的人，常常把他带在身边，效果十分明显，没过多久，就抓了很多盗贼，杀了他们的头。一时间，京城的治安状况大为好转。

晋国国君非常高兴，有一次他和赵文子聊天，谈到郤雍这个人，称赞说：“我因为得到了这个人，让一国的强盗都跑不掉了。”

赵文子不以为然地说：“你只看到表面现象。用这种方法捕盗，虽然可以抓住很多，却无法根除。因为强盗为了躲避抓捕，纷纷逃往山林之中，郤雍是不可能到那些地方去。再说强盗的儿子因自己的父亲被杀，就会加入强盗队伍，替父报仇，与官府对着干，这样强盗就会层出不穷。再说，强盗们经常被抓，是因为有了郤雍，那么郤雍的人身安全恐怕有危险了！”

果然，没过多久，强盗们就设法将郤雍杀掉了。

晋国国君知道这件事后，十分震惊，立即召见赵文子商量对策。赵文子建议他运用贤人，施行教化。国君采纳了他的建议，让随会来主持政事，选拔仁人贤士施行教化，一时间全国尚学成风，强盗们逐渐金盆洗手，社会风气大有好转。

此类说明，进行思想教育和道德感化，对治盗有一定作用，但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虽然晋国的风气因此好转，但仍然是治标不治本之法。因为这本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经济问题。

相对来说，西汉龚遂的治盗方法就高明多了。当时，渤海郡发生了严重的饥荒，老百姓缺衣少食，生活艰难。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官非但不加安抚，反而继续征粮逼税。老百姓走投无路，纷纷起来造反，渤海郡大乱。汉宣帝非常着急，就派德高望重的龚遂出任渤海郡的太守。临行前，汉宣帝召见龚遂。龚遂直言不讳地指出：渤海之乱责任在地方官吏。百姓饥寒交迫，官府却继续盘剥，百姓生活不下去，不能坐着等死，他们群起反抗实属无奈。他问汉宣帝：“陛下您派老臣到渤海，仅仅是要以武力战胜那里作乱的平民百姓呢，还是要臣以道德感化并安抚百姓，使百姓从此安居乐业？”

汉宣帝表示要想办法让百姓安居乐业。于是，龚遂要求随机应变、灵活处理问题的权力。汉宣帝当即答应了他的请求。

龚遂上任后，随即发出公文：罢黜所有专门抓捕造反民众的“捕盗贼吏”；凡是拿着锄头、镰刀等农具的人都是良民，官吏不得追究；凡携带兵器的人劝其归农，拒不执行者可以抓捕。然后龚遂自己轻车简从到府中就任。龚遂还打开官府粮仓救济贫苦百姓，惩处贪官污吏，任用清廉的官员安抚百姓。这些措施深得人心，很多造反的人纷纷放下武器，重新回到了土地上。

龚遂并没有以此为满足，他深知如果不发展生产，人民缺衣少食，基本生活没有保障，社会秩序就不会长久安定。于是，他积极劝导人民努力从事农业生产，规定播种和收获的时候农民不能离开土地。龚遂还让郡内的百姓一人种一棵榆树、一畦韭菜，每家养两头猪、五只鸡，鼓励农民采摘菱角、芋头之类的东西，以备饥荒。龚遂还带头倡导节俭，杜绝奢侈浪费。几年以后，渤海郡家家丰衣足食，百姓安居乐业，平安相处，各种诉讼案件几乎没有了。

龚遂注意发展生产，从解决百姓的衣食问题入手，可谓深得孟子思想的精华。

在中国，由于历史文化的原因，很容易形成因经济问题引化治安混乱的恶性循环。其原因有二：

一是强势者比较贪婪而愚蠢。认为强势者比较愚蠢，并非说他们智商低，而是说他们缺少智慧。一般来说，自私应该不是一种毛病，强势者贪求私利，也在情理之中。但他们却不懂得保护利益的源头。就像那个寓言故事中愚蠢的农夫一样，他得到了一个不断吐金币的口袋，却不惜拿走最后一个，以致这条口袋失去了吐金币的能力。有些强势者，比方说企业老板，如果可能的话，他们也不惜拿走最后一个“金币”。有的人甚至还有一种奇怪的驯鹰理论：不能让鹰吃饱，否则它就不会积极捕捉猎物了。可惜弱势者并非愚蠢的鹰，他们随时可能啄瞎“驯鹰”者的眼睛。

真正智慧的做法是：如果自己想拥有恒产，必须让员工拥有恒产。这样才能活水长流。

二是弱势者比较老实而胆怯。在中国，真正接受了儒家思想的人，可能不是做官、做学问的人，而是普通老百姓。如《说文解字》所云：儒者，柔也。接受了儒家思想的人，性情往往比较柔弱，比较爱面子，不喜欢争利。所以即使在利益问题上有不满，他们也不太会激烈抗争。到了忍无可忍时，就像火山爆发一样，反抗异常激烈。中国每过几十年或一二百年就会发生一次浩劫，至于小的社会动荡，更是从来没有停止过。就是这种“两极”行为造成的。这样的历史，在世界史上可以说独一无二。

鉴于中国国情，当政者在制订经济政策时，指望强势者好心发作、主动让利是不可能的。不妨借鉴西方的利益分配制度与分配比例，明确规定企业主、股东与员工的利益分配比例，减少利益分配的随意性。这样，或可解决孟子所说的“恒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