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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大师一生受到的打压、困境、阻难，几乎没有停止过，但是时间证明了他总是走了前瞻的路，那些压制他的人则走了倒退的路。那些人在几十年后看起来，非但没有留下什么可资称道的思想和功业，他们的道场与徒众也因日益萎缩，几乎不存在了。

正如一九七八年筹设洛杉矶西来寺时，先在美国西落脚的宣化法师，不但不支持，还写信到处告状，千方百计阻挠星云大师的建寺。到最后美国政府官员实在看不下这种行径，还反过来安慰星云大师：“建不建寺是美国政府管的，不是宣化法师管的。”后来，佛光山的寺院在美国各处兴建，法缘大盛，各人的因缘实非谁能左右。

星云大师说：“宣化比我们早到美国一、二十年，如果心胸开阔一些，说不定可以携手共进，创造佛教在美国的新世纪；可惜他好讲神通，又心胸不够宽阔，好讲神通的佛法不长久，心胸狭心的佛法不广大，自然就日益萎缩了。”

正因为星云大师的一生遭遇许多困境，所以他对别人遭遇困境能感同身受，并且常以大慈悲、大智慧，助人突破困境，对自己的成败荣辱，在所不计。

一九八八年，中佛会护教组的昭慧法师，带领佛教信徒抗议国立艺术学院演出“思凡”，甚至到基隆文化中心抗议。但教界人士并不支持，直到最后关头，得到星云大师的义助，才使得事件得到圆满解决，为日后艺术团体公演侮蔑佛教戏码立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令们他知道佛教的力量而不敢造次。

一九九四年，台北新生南路七号公园里有一尊杨英风的作品“祈安观音”，即将被市政府拆除，保护观音人士发起“观音不要走”的大集会，星云大师不但发动信徒去护持观音，甚至亲自去为集合的群众打气加油。但是，台北市政府仍不为所动，坚持要拆观音，当时护像的昭慧法师与立委林正杰发起绝食，甚至打算与观音像共存亡。星云大师闻知，立刻宣布“如果观音像拆除，将发动三百辆游览车参加公园开幕”，一方面与黄大洲市长展开谈判。最后，市政府终于让步，才留下这一尊美丽庄严的观音像。

一九九九年，星云大师病体初愈，正在美国疗养，听说国内推动促成国定佛诞纪念日，义不容辞的担任总召集人，并发动佛光山信众十几万人连署。返国后，他亲自带领“佛诞放假运动”的青年法师，马不停蹄的拜会行政院长、各部会首长与各宗教领袖，寻求支持，终于使得佛诞成为国定假日的提案，在立院一致通过，政府明订“农历四月初八佛诞为国定纪念日，得调移至周日放假。”

再如二00一年三月，他声援“八敬法运动”，肯定比丘尼与比丘有平等地位，并吁请南传佛教、藏传佛教恢复比丘尼戒。

二00一年五月，他支持宗教团体法的制定。

这些事件，使得无役不与的昭慧法师盛赞大师“侠情正气，沛乎苍冥”。他写道：

“大师平日矢志‘给人欢喜，给人信心’，愿做众生‘不请之皮’，自然流露的是极其宽大、慈和、温煦、雍容的气质。但是在几次大师义助护教的事件中，对应于其他诸多教中名僧的凉薄、怯弱、退缩、把持私利、谄媚官方、落井下石，我更见证了大师的另一面，那就是‘时穷节乃见’的风骨，是生命深层无比的正气侠情，相信那应是源自对于佛法的敬信与忠诚，也源自于对一个晚辈无条件的慈悯护念！”

确实，大师是以慈悲、智慧、无畏、广大而突破了重重的困境，正如大师喜欢的一首计诗：

“千锤百炼出深山，烈火焚烧莫等闲；

粉身碎骨全不惜，留得清白在人间。”

星云大师在横逆中开创新境，在挫折中锲而不舍，成就了非凡的道业，可能是平常人一辈子也不会遭逢的，也可能是一般人难以达到的，但只要体会大师的勇气与承担、热情与无私，对平常人也都深有启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