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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宏伟的愿力下，接下来的十年，星云大师把心力全部投入佛教文化的弘扬。

一九五七年，“觉世”旬刊创刊，任总编辑。出版《玉琳国师》。

一九五九年，在三重设立佛教文化服务处。出版《十大弟子传》。

一九六0六，出版《八大人觉经十讲》。

一九六一年，担任“今日佛教”发行人。领导宜兰青年歌咏队出版台湾第一套教唱片六张。

一九六二年，接办“觉世”旬刊，任发行人。

一九六四年，出版《海天游踪》，编印中英对照的佛学丛书。

一九六五年，出版《觉世论丛》。

这些条目看来极为简单，里面却饱含了为法为教的心血。星云大师说：

“我主篇‘人生’月刊，一编就是六年，风雨无阻，又编又写，而且准时交稿。当时交通、邮寄、电信都不发达，出刊时，我总是亲自带着稿子从中坜到台北北投交给东初法师。有时候连饭都没吃，到北投已饿得发昏，老法师也不会叫我吃饭，但是我不叫苦，也不叫累，只是想着；将来如果我有寺庙，一定要普门大开，不让为佛教做事的人饿着了。我又想；只要是对佛教有益，我吃苦又算什么呢？那时我编的刊物有“人生”、“觉世”、“今日佛教”，每一种一期至少写两篇稿子；另外，还为四个广播电话台写广播稿，刊物都是编辑、印刷、发行一手包办，可以说为了佛教的复兴，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在早年那种保守、多烘的佛教环境，星云所散发的是革命家的热情与文学界家的感染力，如果不是全心意的为法为教，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这些书藉的出版、杂志的编辑都是义务的奉献，偶有微利，也立刻再投入弘法事业。

“怎么能那么长久投入文字的弘法，不厌不倦、不忮不求呢？”我问师父。

星云大师说：“一方面是我相信文学艺术可以美化人生，也可以美化佛教，为佛教带来生气，所以文学艺术能让佛法的弘扬事半功倍，而且影响力是长远的。一方面为什么能无私的奉献呢？我幼年时读玄奘大师的传记，读到他‘言无名利，行绝虚浮’，深深受到启发，就是言谈和心思都没有名利的念头，行为实实在在的，一点也不浮夸，只有‘言无名利’的人，才能不顾一切的到西方取经，把一生都用在佛经的翻译；也只有‘行绝虚浮’的人，可以一步一步的走到印度，再一步一步的走回来。当年，我正是学习玄奘的精神，一心奉献，一直到现在，还是‘言无名利，行绝虚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