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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史上的风流名士数不胜数，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位就是阮籍。身为竹林七贤的阮籍虽然行为乖张，无视世俗，却又是彻底健康的。《世说新语》中的一则故事颇能说明这一点。阮籍喜欢喝酒，经常赶车出游，一路畅饮。而平日闲下来，他就去邻居的小酒店喝上几杯，有时他还约上好友王戎同去，阮籍喝醉了就在老板娘的身边躺下睡觉，一点儿也不避讳老板娘是个美人。酒店主人开始放心不下，暗中观察，但发现阮籍只是喝酒、睡觉，别无他事，于是释然，对阮籍欢迎如故。阮籍将世俗规范看做伪善而加以蔑视。与此同时，他能遵从本心，打破并超越常规。醉倒在美妇身旁却别无他意的阮籍，保持和显示了是真名士自风流的精彩。

　　余秋雨在《遥远的绝响》中对魏晋及那个时代敬畏有加，虽然那时动荡、变故，但士人的个性却得到了自由、尽情地张扬，故而涌现出太多的风流人物，以致后人要用“魏晋风度”来评判那个时代的人物。在那长长的一串名单中，与阮籍并列的名士辈出，王弼、嵇康、山涛、刘伶、谢安、支遁、顾恺之……当然更少不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

　　陶渊明不是为了当官而当官，而是因为“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为了解决温饱问题，他甚至出门乞讨，“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虽然迫不得已，他“违己交病”异常痛苦地当官，却也要有所原则，不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潇洒至此，非有“安贫乐道”之遗风不能为也。陶渊明的一生经历了“达”与“穷”的变迁，完成了“入世”与“出世”的融合。他在时仕时隐的经历和是仕是隐的思量后毅然归隐，“卜居于穷巷，寄身于草庐”，终于领悟了生命真谛，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因为“忘怀得失”，所以“欲辩已忘言”了。

　　英雄难成，风流易得，而集英雄与风流于一身的又有几人？想来，曹操算得上是一位。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的一句话让人过目难忘，他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样的话非曹操不能道也！他以简朴的文笔直抒胸臆，不加掩饰地将他一生的抱负示之于众，虽然锋芒毕露，却让世人难以反驳，英雄本色一览无遗。

　　而在其英雄本色之余，曹操还开启建安文学风气之先，表现了名士之风流的一面。他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短歌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龟虽寿》流传至今，文治武功自可彪炳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