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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日后的年月是否能有这种回报，完全要看掀起无知帷幕之后所展现的情景而定。如果真实是一片单调而令人沮丧的荒原，自我也只是比较精巧的自动化机栝，那么洞察力和自我知识的回报，怎么样也不可能与感官的激情和社会成就竞争的。不过，我们已经看到，在印度教中它们被认为是远不止这些。“抛弃一切跟随它！享受神，它那无法形容的财富。”《奥义书》说。没有什么喜乐可以比拟那极乐的景象，而那等着被发掘的自我，简直远比一切报道所说的还要伟大。在学徒期和家居期完成之后，随着而来的，印度教就信心十足地标志出生命应走的第三个阶段。

这乃是退休的阶段。只要有了第一个孙子之后，个人就利用老年牌照，从他向来决意承担的社会责任中退隐下来。二三十年来社会已经征收了预期的费用，现在接下来是轻松的时候了，否则生命就会在未被了解之前即结束了。到目前为止社会需要个人去分工合作；几乎没有时间去阅读、思考、无间断地寻思生命的意义。这并不令人厌恶；游戏本身即带来它自身的满足。不过难道人的精神就永远这样签约卖给社会吗？开始自己真正成人教育的时间已经到了，去发掘我是谁，以及生命的意义是什么——那个“我”与之多年来亲密相处却仍然充满不可解释的怪癖、无可理喻的奇想以及非理性冲动的陌生人——其秘密是什么？为什么我们生来要工作和挣扎，虽然各有其部分的快乐和哀伤，但却活得太短促了，一代又一代像浪花般短暂地上涨，然后打在岸上碎了，消退成为无名的死亡的伙伴。去发现存在奥秘的意义乃是生命最后的挑战。

在传统上，那些最为这种精神探险所引诱的人被称为“林栖者”，如果妻子愿意也可以夫妇同行，妻子不愿，丈夫就一人独行——他们辞别家庭、家的温暖和束缚，投入森林的孤寂中，开始自我发现的课程。他们的责任终于只是针对自己了。“事业、家庭、世俗生活，就像青年的美貌和希望以及成熟期的成功等等，现在都被抛到脑后了；只留下了永恒，也因此心灵转向永恒——不再是此生的苦差和忧心，它们已像梦般来了又去地不见了。”退隐朝星星之外看出去，不是朝村子的街道看去。是编织出一套哲学，然后将之转为生活方式的时候了；是超越感官去发掘隐藏在自然界下面的真实并与之共处的时候了。

退隐之外，真正到达目的的最后一个阶段是云游者的境界，《薄伽梵歌》把他界定为“一个既不恨也不爱任何一切的人”。

现在朝圣者自由返回到世界中来了，森林锻炼的意旨已经完成了，时间和地点已经丧失了它们的约束力。若非四海为家的话，在这整个世界上，一个人能够完全自由地到哪里去呢？印度教徒把云游者比作是一只野雁或天鹅，“没有固定的家而浪游着，与喜马拉雅山以北的雨云一同迁移，又回到南方来，以每一面湖或一湾水为家，处于那无限的、无边界的天空覆盖之下”。如今市场也变得似森林般宜人了。不过虽然云游者回来了，却变成了不一样的人。发现了完全从一切限制中释放，云游者学到了把有限我持续地消解，不让它遮蔽了那无限。

决非要“成为某种人物”，云游者的意愿刚好相反：为了让自己从根源上融入全体，在表面上他要维持做一个全然不起眼的人。我们怎么容忍自己再度以个人身份出现，戴上面具去遮蔽内在自我的纯净与光辉，恢复一个有限自我的姿态与装扮呢？适合这种完全自由的外在生命是做一个无家可归的托钵僧。别的老年人会设法做个经济上独立的人；云游者则想完全与经济切断关系。在这个地球上居无定所、无职责、无目标、无所有，没有身体愿望。装腔作势的行为也不再出现和干扰他了。社会上的各种炫耀做作，在这里也找不到滋生与介入的机会。一个手持托钵站在他从前仆人后门口的人，是再也没有骄傲可言，而且也不作他想。

耆那教（Jainism）是由印度教分出的一个支派，它的云游圣人（译注：耆那教与佛教是反正统的教派）“以空间为衣”，完全赤身裸体。佛教，另一个支派，其圣人着黄褐色的粗布衫，那是被社会所摒弃，被判处死刑的囚犯所著的颜色。所有的身份都一扫而空，因为所有的社会身份都会阻挡人与不灭的存在整体认同。“不去思想未来，并无动于衷地凝注着现在。”印度教典这样写着，云游者“与永恒的我认同而生活，对其他一切视而不见”，“他不再关心他的身体是倒下还是留存着，有如牛不关心某人挂在它颈上的花环会变成如何一般；因为现在他心灵的官能全部安顿在神圣的力量、福祐的本质之中。”

不智的生命乃是与那闯入者“死亡”作长期奋斗的一种生命——乃是年纪通过巧计和否定时间之腐蚀，而被执意拖迟了的不平衡的竞赛。欲望的热度减退时，不智者就用更多的烈性催情药来给它加油。等到被迫放弃时，却又怨恨不平而充满自怜，因为他们看不到那不可避免的正是最自然的，并且还是好的事。他们不能理解泰戈尔的洞见，即当人们丧失了把真理当朋友来接受的艺术时，真理才会以征服者的身份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