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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佛教，最重要的是要设法明白佛陀的生命对他周边那些人的冲击。

读到佛陀生命的事迹，不可能不令人油然而生一种接触到一位旷世伟人的印象。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不约而同地产生一种明显的尊敬，而读者也很快会像他的徒弟们一样，发现自己面对的是某个几近于智慧的化身。

或许他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兼具冷静的头脑和炽热的心，由此使他一方面不至于感伤多情，另一方面又不会对人无动于衷。他毫无疑问的是旷世最伟大的理性主义者之一，在这一点上再也没有人比他更像苏格拉底了。面对每一个问题，他都能作冷静而不偏不倚的分析。首先，问题被分割成其组成的部分，之后再按照逻辑的、结构的次序重新加以组合，使其意义和重要性清楚暴露出来。他是擅长对话和辩证法的大师，冷静而充满自信。在与人辩论时陷入混乱和窘迫——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

不过，奇妙的是，他性格中这种客观的、批判的部分，却被一种方济各式的（Franciscan，译注：指由圣方各济所创立的天主教派）温柔所全面平衡了，使得他所传递的信息又名曰“大慈大悲的宗教”。他是否真的冒着生命危险去解救一只被绊在山侧绝壁上的山羊，可能就历史而言并不确定，不过这种行为的确符合他的性格，因为他的一生对饥渴的群众乃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礼物。的确，他的奉献自我，令他的传记作者们印象深刻，使得他们只能解释说：是因为他在前生的动物轮回阶段中获得了定向的动力。《本生经》说：当他是一只公鹿时，曾为鹿群牺牲自己；当他是一只兔子时，又曾把自己投入火中，让一位饥饿的婆罗门食用。即使我们必须把这些日后的描述当作传说，也毫无疑问地可以说，他那作为佛陀的生命是涌出了大量慈爱的源泉。他要为每一个他遇见的人拔出那哀伤的箭，给予每一个人他的同情、觉悟以及那奇异的灵魂的力量，就算他不发一言，也能抓住探访者的心而改造了他们。

在社会层面上，佛陀皇家的出身和教养也占了很大的便宜。他的“举止优雅”，从容出入于王公统治者之间，因为他曾经是他们中间的一位。然而他的姿态和世故又丝毫不会使得他跟单纯的村民有距离。外表的阶级和种姓的区别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他甚至于好像根本不曾留意到这些。不论人们如何堕落或被社会摒弃，他们从佛陀那里得到的尊敬乃是源自他们都是同胞的事实。因之许多贱民和被唾弃的人，第一次遭遇到这种被了解和被接受的经验，发现了有了自尊而且在社区中得到了身份。“至尊的乔达摩欢迎每一个人，他是情意相通的，和解的，不摆架子的，开放给所有人的。”

这位连王公都对他拜倒的人，的确有一种惊人的单纯性格。就连在他名气如日中天的时候，人们也会看见他手持乞钵走在大街小巷之间，所表现的耐性只有在了解到时间是虚幻的才有可能。正如同藤与橄榄树这两种生长自最贫瘠土壤中的植物所象征的一样，他肉体上的需要是最少的。有一次在冬季下霜时期的阿拉危地方，他在牛群行走的路上堆了些许树叶打坐沉思。“牛蹄践踏的地面是崎岖不平的；树叶堆是稀松的；和尚的黄袍是单薄的；冬天的风寒冷刺骨”，他承认道，“然而我还是怀着庄严的一贯性快乐地生活着。”

说佛陀是一位谦虚的人，或许并不正确。约翰·海（JohnHay）做过林肯总统的秘书，他说把林肯当作是谦虚的人简直是荒谬，又说：“伟大的人没有是谦虚的。”当然，佛陀觉得他已经上升到远超过当时任何人所能企及的理解层面。在这方面是他坦然接受了他的优越性，并且生活在由此所得的自信中。但是这跟虚荣和毫无风趣的狂妄不大相同。在一年一度僧伽退隐期的最后一次聚会中，那无上至尊的佛陀环顾四周对默然无声的与会人众说：“好了，各位门徒，我召唤你们来说出你们是否发现我有什么不对，无论是在语言或是行为上。”当一位爱徒呼喊道：“我信心无比，我主，我认为以前没有，将来不会有，现在也没有任何人比至圣您来得更伟大更智慧了。”佛陀训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