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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嘛一词是藏传佛教中最容易混淆的术语之一，因此，对其全面加以认识就显得很重要了。

由于曾一度对喇嘛一词有过极其模糊的认识，故而其使用范围十分广泛。已故藏学家李安宅教授对此曾发表了一段很好的议论，“西藏的佛教，过去外人（藏外之人）称为喇嘛教，其实喇嘛本非教名，乃是教内最高的僧侣。若以教中有名为喇嘛者便称喇嘛教，则内地佛教有和尚应称和尚教了。因此，他们自己并不称为喇嘛教。但以‘无上者’为喇嘛，则是他们自己的名词；不过不如外人那样，不能称一切僧侣为喇嘛。”（注：《李安宅藏学文论选》141页，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2月版）。从词义上讲，喇嘛一词还有其演变过程。

喇嘛一词是藏语音译，从字面上讲，“喇”有“最胜”“上面”等义：“嘛”有“母”“者”等义，而“喇嘛”在这里作为主动代词。两字合起来组成名词，是指“无上者”“上师”等。这是因为喇嘛（　　）一词源于梵语“guru”（“古日”）的义译，“古日”在梵语中特指学识渊博的老师。这就是喇嘛一词的来源及其原义。

但是，随着藏传佛教的蓬勃发展，喇嘛一词有了演变。1193年藏传佛教噶举派的噶玛噶举支系创始人都松钦巴临终时口嘱他要转世，首创活佛转世。后来其他教派皆相继采用了活佛转世这一制度。这一事件给喇嘛一词注入了新的内涵，便演变成新的特殊的专用名词。从此喇嘛一词除了极个别例外，不再有单纯的“上师”或“老师”之义了，而特指僧侣中德高望重、地位显赫的“活佛”这一新生的历史人物。喇嘛一词的原义“上师”或“老师”由藏文（格甘，意指老师）或（洛苯，意指导师）所替代。

后来藏文（喇嘛）一词又由汉文“活佛”二字替代，将其视作喇嘛的意译。从严格意义上讲，喇嘛一词意译成活佛二字是不太贴切的，因此曾有人将活佛二字解释为“活着的佛”，这显然是缺乏一般的佛学常识而犯了望文生义的错误。活佛一词仅作为喇嘛的代名词来应用，是完全可行的。因为至今尚未找到比活佛更为适当、更能表达喇嘛二字的内涵的词，况且活佛二字已家喻户晓、并约定俗成了，甚至被大多数佛学界人士所接受。

关于何为活佛或活佛转世，曾有多人作过回答，此仅举一例：“活佛转世是以佛教的灵魂不死投胎复生的唯心观念与寺庙集团的经济利益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宗教制度。喇嘛教认为，修行好的喇嘛的灵魂是不会随着肉体的死亡而死亡的，而且能够通过另一肉体获得新生”。（注：转引自1985年第3期《西藏研究》载“简析西藏佛教的活佛转世制度”一文，颜民政著）。可此类解释浮于表面化而未能涉及活佛的实质性问题。

根据佛教大乘学说，有“三身”或“三佛”之说，其实皆指三种佛身，即法身、报身、应身（化身）。法身，其“法”或“法性”，即是人们先天具有的如来藏、真心、本觉，以此为成就佛身之因，故又名法身佛或法佛；报身，以法身为因，经过修习而获得佛果之身，分为证知与享受佛境的报身，以及为适应十地菩萨需要而呈现出来之报身；应身（化身），经中曰：“众生机感，义如呼唤、如来示化，事同响应，故名为应”。其意思是指佛为度脱世间众生，随三界六道之不同状况和需要而现之身。此或指释迦牟尼之生身，或指变现混迹于世间之天、人、鬼、龙等中之一切佛或菩萨。

藏传佛教以“三种佛身”说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并在修行实践中不断探索，最后为自己的理论开辟捷径：认为法身不显，报身时隐时现，应身（化身）则随机显现。所以，一个有成就的正觉者，在他活着的时候，可以有若干个“化身”。在各地“利济众生”，当他圆寂后“转生”或“转世”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了。换言之，藏传佛教对十地菩萨之普渡众生而变现之色身，在人间找到了依附之物，即活佛（喇嘛）。这样，活佛便成为“三种佛身”行列中的第三位“应身”（化身）的具体表现。

基于以上理由，凡是称为活佛（喇嘛）的僧侣，究其根源皆是诸菩萨的化身。显而易见，活佛的职责亦要同菩萨一样：利乐世间众生。于是每一位活佛的最高理想是解脱自己，然后为了众生的利益上抛弃这种解脱而又重返人世。故活佛转世做了度亦不可中断。

倘若按以上“三种佛身”的理论来命名，汉语活佛应称作“转生”或“化身”；藏语喇嘛一词亦要改为藏文（“朱古”，意指化身）。其实在藏传佛教中早已使用“朱古”一词，只是没有像喇嘛二字那样在广大信徒中普及而已。由此可知，在藏语里对活佛的称呼除了专用名词喇嘛外，尚有“朱古”一词。

《大清会典》云：“凡喇嘛之道行至高者，曰‘呼图克图’，又曰‘呼毕勒罕’。呼毕勒罕为转世之意。因呼图克图寿不终止，肉体虽死，灵魂不灭，可世世转生之谓也”。可知，蒙语称“活佛”（喇嘛）为“呼毕勒罕”或“呼图克图”。

藏族人对喇嘛（活佛）的异常信仰，正可谓独树一帜。藏族有句谚语：“没有喇嘛，便没有神佛。”可见在某种意义上，喇嘛被看成比佛、法、僧三宝还要重要。若没有喇嘛，则一般的民众信徒无从接近藏传佛教，而这时候的喇嘛是以三宝和信仰者的媒介身份而被崇拜。若是永远的真理——法，缺少喇嘛的话，就无法与信仰者相结合。基于此，与佛教之皈依三宝相对的，又产生了一个喇嘛宝，成为皈依四宝，甚而喇嘛宝的地位超越三宝之上。作为绝对皈依对象之三宝和信仰者之结合媒体的喇嘛宝这种信仰形式，和一般宗教里所见到的介于绝对者和信仰者之间的预言者，有显著差别。即一般宗教的预言者在扮演媒体这角色时，其人格已丧失，与神融合为一体。相对的，喇嘛宝在发挥媒体作用时，其人格仍保持原状，并且受到高于三宝之上的尊崇。

这种尊崇喇嘛的思想，或者信仰喇嘛的特点。在考察藏族信徒信仰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像藏族这样被峻严苟苦的自然所围绕、没有一点慰藉而艰辛去耕自牧的民族，由于对自然畏怖，遂形成内向宗教的性格。这与生活于湿润平原而有着丰饶生产物的内地汉民族之务实态度恰好成为对比。

藏族信徒的信仰特点，只向上于喇嘛。他们的日常生活，一慨涂上宗教的色彩，生婚寿丧不用说，乃至如疾病治疗、农耕牧畜、出外旅行的吉凶等等，无不有喇嘛介于其间，由喇嘛祈祷、占星，然后才能运事。所以，藏族信徒，没有想过去研讨教理。践行冥想，这类宗教行为，大都由全能的喇嘛或高僧大德来司掌，广大藏族信徒即没有时间去干预，又不能随便亲自闯入宗教圣域。

关于藏族信徒厚爱喇嘛这一宗教信仰的行为，除国内有关学者外，国外一些学者也早已觉察到了。比如，美国的巴伯若•尼姆里•阿吉兹在她的《藏边人家》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我总是很喜欢听定日人谈论他们的知心喇嘛。我往往是在对某个喇嘛毫无所知的情况下听其信徒谈论他的，而每一次都使我深受感动并从内心深处感到这位喇嘛对其信徒来说简直是个有无上权威的国王。要想通过信徒们的介绍来确定这位喇嘛的相对地位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的信徒总是以最美好的赞颂辞语描述他。正是通过与数百名信徒亲自交谈，使我了解了每个喇嘛的历史以及他们在定日地区的影响之大小。”（注：详见上引书《藏边人家》264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汉译版）。

藏族信徒最关心的是功德的圆满、来世的善报，这就离不开喇嘛，而喇嘛们又要依靠其信徒的自愿捐献才得以存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成功与善意可能通过慷慨的行为转变为怜悯与慈悲。而慷慨的行为须通过宗教方面的虔诚行为加以体现。正如“在入夜之前不久，客店中爆发了一场大骚乱，这是因为一名活佛及其人数众多的随行人员前来投宿。这是他从前往其故乡西藏的一次旅行后返回，一直前往他几十年来任寺主的那个大喇嘛庙会。该喇嘛庙位于喀尔喀人地区，距俄国边境不远。当他进入客店后，早在院子中恭候他的一大批虔诚的佛教徒便前额触地跪在那里。大喇嘛进入为他准备好的一套房间中，夜幕很快降临了，那一群人便退出去。”（注：详见《鞑靼西藏旅行记》，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版）。
 
        广大藏族信徒之所以对权威者或绝对者喇嘛异常信仰这一现象的出现，很可能是由于藏传佛教强调教义的阐释应有权威的观点而伴随而来。因为承认了教义的绝对真理的存在，那么，对绝对真理的服从就很自然地变为对掌握绝对真理的人的绝对服从和虔诚信仰。无论如何，喇嘛被看作值得敬畏的人这一点，乃是广大藏族信徒的宗教感情，他们把喇嘛视为自己的指导者、救护者、带路人，从而对喇嘛生起由衷的信仰。

藏族地区的藏传佛教寺院向来就冠有多重功能的美称；比如宗教中心、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教育中心，等等。而以目前的现状来看，各类专院实际上已成为继承和发扬藏传佛教优良传统的基地或中心。特别指出的是，藏族地区的各个寺院都已演变为以寺养寺并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兴寺院、每个寺院均为广大藏族信教群众提供了过宗教生活的良好外部条件。但作为每座寺院寺主的喇嘛（活佛），在该寺或信教群众中仍然享有崇高的威望。从广大藏族信徒的角度讲，寺院是他们直接与佛教三宝特别是喇嘛（宝）取得联系的最佳场所，而广大信徒只有通过喇嘛（活佛）的精心指引，才能到达彼岸世界。特别在广大藏族信徒看来，喇嘛（活佛）所行无不是善，所言无不是真理。由此缘故。喇嘛（活佛）对广大藏族信徒来说，的确是个绝对信仰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