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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塔，藏语称“曲登”，原名窣堵波，这是梵文Stupa的音译，也译为窣都婆、偷婆、塔婆、素覩波、薮偷婆、私偷簸;意译为方坟、圆塚、大聚、灵庙、高显处、功德聚等;梵文前亦可加“Buddha”，音译“佛陀窣堵波”，其讹略为“浮图”，即佛塔。正如《大唐西域记》卷一：“窣堵波，即旧所谓浮图也。”供奉和安置舍利、经文和各种法物。由台(基台)、复钵(台上半球部分)、平头(祭坛、方箱形)、竿、伞五部分组成，最初形式为圆塚，即埋遗体或舍利于土中，累土石子上。至阿育王时，始造复钵式的塔。塔又分成两种，有舍利者称塔，无舍利者称支提(Caitya)。佛教规定，凡僧人以上者允许造塔，按地位高低限制级层;在家人不许造塔，这也是藏传佛教的一贯立场，故在藏族地区没有为在家俗人修建的灵塔。

根据关于佛陀涅槃的较早记载，佛陀释迦牟尼涅槃后确实是火化收取舍利，建塔以资纪念的。但窣堵波的起源甚早，并不是自佛陀开始，吠陀时代的印度诸王死后都要筑一半圆形的坟墓，这可以认为是后来佛塔的雏形。

后来佛陀释迦牟尼的跟随者们认为，佛灭，法不能灭，佛陀开拓的事业要继续下去，信徒弟子们还需要佛陀这样一个精神支柱。在这种前提下，佛教信徒收取佛陀舍利，建造了第一个埋有舍利的佛塔，即窣堵波。舍利为梵文Sarira的音译，指佛的遗体焚化后，结成的珠状物。佛教信徒对佛陀舍利极其重视，相传佛陀圆寂焚化后，其舍利由八个国家平分，分别在各国建塔供养佛陀舍利。《大般若涅槃经后分》记载：“供养舍利即是佛宝，见佛即见法身”，那么，见到舍利也就等于见到了佛。

至阿育王时代，又从初次建成的佛塔中取出舍利在各地分建了八万四千座佛塔。此时佛塔的形制上也有了大变化。最初佛塔的外形仅仅是一个圆丘，阿育王时建的佛塔，其外形成覆钵式，上置平头，下为台座，平头之上又有竿和伞，一共五个部分组成。原先舍利埋在塔的圆丘之下，自从设置了平头，于是把舍利也移至石块垒成的平头之内，后来又于平头四壁凿龛，周围绕以石质栏楯，栏楯之上进行雕刻。

A、藏式佛塔的由来与早期发展

藏族地区是当今世界上拥有佛塔最多的一大佛教圣地。长期以来，由于藏族佛教徒以造塔作为一种修德积福的途径，无论憎俗都热衷于建造佛塔，这样.在藏区这块广袤的土地上立起了无数座佛塔，只要一留心，随处都可看到大小不等、样式各异的佛塔，这类佛塔无论从形式、内在含义、功能利益等方面都带有自己的地方特色。因此，称其为藏式佛塔是言之有理的。

藏式佛塔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其历史源远流长，在此首先将其历史发展作一简略叙述。

至于佛塔何时传入西藏本土，《西藏王臣记》记载：“拉托托日年赞国王，是吉祥圆的普贤菩萨光明幻化而诞生的。当他在位时，雍布拉岗王宫的屋顶上，从空中降下《百拜补证忏悔经》、金塔、《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心要六字真言》、《枳达嘛呢法门》(心宝法门)等。”由此得知，吐蕃王朝第二十七代赞普(国王)拉托托日年赞时(约公元四世纪)，西藏本土获得了一尊佛塔，而且是一尊金塔，有些史料认为是一尊舍利金塔，无论如何，这可作为在藏区出现的第一尊佛塔。因为当时在西藏还没有藏族人自己建造的佛塔，这唯一的佛塔显然来自于印度。《青史》记载：“由于当时苯波意乐天空，遂说为从天空而降，实际上是由班智达洛森措和译师里弟生将这些法典带到了吐蕃。”可见，包括金塔在内的这些佛教礼品是由印度佛教信徒带到西藏的，当时的藏族人虽然信奉传统的苯波教，但对这些佛教礼品倍加重视，“但依然看它是很奇特稀有的物品。于是起名为‘尊严秘宝’而安放在王宫的宝库中，并虔诚供奉祈祷求福。”(注：《西藏王臣记》第15页，民族出版社1981年藏文版)。从而可以看出，这尊西藏第一次获得的佛塔得到了最佳方式的保存。

至于这尊金塔的形制，有关史书没有进行描述，因此，我们也就无从知晓。但对此塔的体积有些史书则作了记载：“一肘尺高的黄金塔”(注：详见《汉藏史集》。一肘尺相当于现在的0.50米左右)。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西藏第一次获得一尊以黄金制成的极为精美的佛塔的同时，还收到了另外一尊泥塑佛塔：“为预示佛教将在西藏弘传，从天空中降下《宝箧经》、《六字大明心经》、《百拜忏悔经》，一肘高的金塔、赞达宝刻嘛呢塔、木叉手印等，随着太阳光落到宫殿顶上。”(注：《王统世系明鉴》第59页，民族出版社1988年藏文版)。因此，确切地讲，公元四世纪初，西藏第一次同时获得一金一泥质地截然不同的两尊小型佛塔。

松赞干布时期(公元七世纪中叶)，佛教正式传入西藏。当时，松赞干布迎请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汉地等大量学僧，翻译了不少佛经。同时兴建了许多佛寺，根据《汉藏史集》，当时西藏共创建佛寺一百零八座，但具体记载的只有十八座。由于佛教建筑物在西藏的大量出现，随之佛塔也在西藏诞生了。《柱间史》记载：“在此松赞干布创建了一座五顶的佛塔。”这就是西藏第一座自建的佛塔。这座佛塔当时位于西藏最初建立的佛殿之———昌珠寺内。围绕昌珠寺有许多神话故事，其中一则是这样描述的：“传说文成公主用五行算法算出妖魔罗刹女的一臂在贡布日的西南方向，需建一寺镇压，方能保证国运昌盛。而那儿是一大湖，湖中有一五头怪龙在兴风作浪，于是松赞干布即在贡布日修法，终成正果，遂令大鹏降伏了怪龙，湖水也随之干涸，昌珠寺亦即在此建成。”(注：详见《乃东县文物志》，西藏自治区文管会1986年编印)。而松赞干布之在昌珠寺兴建一座五顶佛塔，正是为了忏悔杀害五头怪龙所犯的罪孽(注：详见《柱间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藏文版)。这些记载，现在看来神话色彩较浓，不可全信，但至少能说明这座五顶佛塔不是存放舍利的灵塔。

另外一些相关文章还提到松赞干布时期，在拉萨红山顶上建有一座白塔(注：详见《西藏佛教》1986年第一期)。总之，松赞于布时期，在西藏已经产生了自建的塔，但数量十分有限。

赤松德赞时期(公元八世纪中叶)，佛教在西藏得到很大发展，西藏出现了第一座规模宏大的正规佛教寺院，即桑耶寺;也有了本族的出家僧侣，即七觉士等。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佛塔，比如《桑耶寺简志》记载：“松嘎尔五塔是寂护来西藏不久主持雕造的。它们位于桑耶寺西约15华里的松嘎尔乡附近，是去桑耶寺的必经之路。五塔呈东西一线分布，均为整块巨石雕刻而成。形制古朴，雄伟壮观，实属罕见。

“这五座石塔的形制大同小异，都由塔座、塔瓶、塔顶三部分组成。塔座有两种形制，一是多边形，二是正方形。以西端最大的一座塔为例，塔高5.5米，塔座为多边形，其底座最长边为4.l米;塔瓶为覆钵形，最大直径为2.5米，高1.65米;塔顶由相轮、月亮、太阳组成，高2.95米。如此高大的石塔，在西藏还为仅见。这五座石塔的塔顶皆被砸毁。后来，群众按照原来的式样，又用水泥修起来，使这些珍贵而古老的历史文物古迹重放异彩。”

另据有关史料，当时建造这五座佛塔的目的是调伏当时地方上阻碍佛教在西藏传播的妖魔鬼怪。实际上这五座佛塔是佛教与藏族传统宗教本教之间进行斗争的产物，它们完全可以标志佛教最初在西藏所经历的一段艰难历程。

众所周知，桑耶寺是西藏第一座正规的大寺院，它是在堪布菩提萨埵和白玛迥乃大师的主持下，于774年动工，经五年于778年竣工的。《桑耶寺简志》记载：“桑耶寺建筑规模宏大，殿塔林立，以金碧辉煌的‘乌孜’大殿为主体，组成一座庞大、完整的建筑群，总面积达25，000余平方米。整个寺院的布局，是按照佛教想象中的‘世界’的结构设计而成”。引言中的“殿塔林立”，确实反映了桑耶寺的建筑风格。这里仅就佛塔作一介绍。

桑耶寺主要有四座著名的佛塔，分别在“乌孜”大殿四角成直线的地方，塔与殿角相距数十米。这四座佛塔高大雄伟，形制各异，特别是四座塔分别以白、红、黑、绿四种不同颜色而独具风格。

根据《桑耶寺简志》，白塔建于桑耶寺大(主)殿东南角，形制与北京北海公园里的白塔略为相似，皆用石块、石板砌成，因塔体全为白色，故名“白塔”。在塔基的方形围墙上，立有一百零八座小塔。塔身方形，在腰部以上逐层收分如阶梯，上有覆钵形塔腹，覆钵扁而宽大，设有龛门，宝刹上置十七环相轮而不分级。对于这座白塔，《西藏王巨记》也作了一些补充说明：“特别是那白塔中，供奉有从摩揭陀国王的门前宝瓶中取来的舍利，及西藏先王的严密牟尼宝(又称尊严秘宝)和五部经典。传说这塔有最大的加持。”又据《贤者喜宴》记载：白塔即大菩提塔，此塔以狮装饰，选建成声闻之风格。

红塔，根据《桑耶寺简志》，它建于在大殿的西南角，造型极为特殊。塔身用砖石砌成，形方而实圆，状如覆钟，腰部以上呈环状纹，上部为覆钵形塔腹，宝刹之上置两段相轮，上为七环，下为九环，塔身为土红色并泛有光泽，故名“红塔”。又据《贤者喜宴》，红塔系长寿菩萨之风格，其以莲花装饰。

黑塔，根据《桑耶寺简志》，它位于大殿的西北角，塔形也很特殊。塔身如三叠覆锅，刹(托)盘上托宝剑。第二级相轮七环，上即瓶盖和宝珠。塔身为条砖砌成，全为黑色，故名“黑塔”。又据《贤者喜宴》，黑塔以如来佛之遗骨为饰物，其形制系独觉佛风格。

绿塔，根据《桑耶寺简志》，它位于大殿的东北角，平面呈四方多角形。塔基甚高，沿数级台阶而达第一层，四面各有龛室三间，内有塑像，每面都有明梯通往二层。二层每面只有龛室一间，亦各有塑像。第三层为覆钵形的塔身，上置相轮宝刹，刹身很高，相轮分为三级，第一级自方形托盘上置相轮九环，中间一段为第二级，有相轮七环，第三级有相轮五环。伞盖上承托宝瓶和宝珠。该塔由绿色琉璃砖砌成，砖为粗砂烧制而成，质地坚硬，釉色苍郁而富光泽，故名“绿塔”，该塔极其精美。又据《贤者喜宴》，绿塔以十六门为饰物，系法轮如来风格。

至于建造以上四座佛塔的目的及其功能，《桑耶寺简志》指出：“主殿四角又建红、绿、黑、自四塔，以镇服一切凶神邪魔，防止天灾人祸的发生;而且在塔周围遍架金刚杵，形成108座小塔，每杵下置一舍利，象征佛法坚不可摧。”可见，当时建造佛塔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就佛塔本身而言，则具有双重性：第一、佛塔是佛教的一种象征性宝物，供信徒顶礼崇拜;第二，佛塔又是一种具有威慑力量、能够压制一切邪恶或异己力量的神圣之物，可供人们祈祷求助。

以上所述的四座佛塔不仅形制奇特，而且风格古雅，是西藏地区能够反映昔日佛塔特色的稀有文物古迹。这四座佛塔还可代表藏式佛塔的最初形制。

除了上述佛塔外，还有一座值得一提的佛塔，因为此塔又具有一种有别于上述诸塔的特色。《乃东县文物志》记载：“衮当塔藏语称衮当崩布，是乃东县三大名塔之一，又叫乃错崩布、斯居崩布等。

“据说约在公元八世纪中叶，当时乃东地方政府和穷结地方政府发生了领地问题的争吵，一发而不可收拾。当时西藏的大译师毗如遮那在乃东和穷结交界地段的一个山洞里修行(即毗如洞)得知此事后，即设法找到了两个地方政权的首领进行调解，劝他们睦邻和好，并帮助他们划分了土地界线，界线以北归乃东，以南属穷结，为防以后变卦，还召集两个首领向神起誓。同时组织两个首领共同于议定边界建立了一个塔，作为标志，并起名为斯居崩布。”

我们从这座佛塔产生的背景或起因以及建造过程看，似乎可以推断当时人们的道德观念，尤其是佛塔所发挥的巨大功能。当然，以现在的眼光看，这座塔在当时起着一个分界碑的作用，实际上就是一座分界塔。因此，这座佛塔具有了一项与众不同的功能或特性。

关于衮当崩布塔的形制大小，《乃东县文物志》记载;“该塔现在已失去往日殊荣，差不多成了一堆废墟。但还可据之看出塔原系方形，边长约18米，残高5.8米。塔系砌筑，土坯厚10—13厘米，砌墙表面抹一层泥巴。特别是塔的顶部有土坯砌筑成的太阳光芒的造型。造型中心，是直径1.8米的空心圆，象征着神圣的太阳。围绕圆形放射状分布的是土坯筑成的十二道长墙、象征着四射的光芒。土坯墙长2.76米、宽84厘米、高1.45厘米，内间隔30厘米。”由此看出，这是一座宏始壮观的佛塔，而且其造型独出心裁，又十分讲究，可代表八世纪西藏佛塔的风格。

综上所述，公元八世纪不仅是佛教在西藏的兴盛时期，而且更是佛塔在西藏的大生产时期，仅在桑耶寺的围墙上就有上千座佛塔，正如《桑耶寺简志》记载;“围墙周长1，200余米，墙高3.5米，墙厚1.2米。墙上原有塔刹一千零八座，现无一残存。”虽然这一千零八座佛塔属于小型佛塔，但这一数目已足以代表当时佛塔的大生产或大繁荣时期是言之有理的。从佛塔的形制、种类、功能等方面看，当时样样俱全，极为丰富。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以上所述佛塔中没有发现后来在西藏盛行的真正的灵塔。

如果以早期的窣堵波和支提二大种类作为分类标准去分辨上述西藏佛塔的话，公元八世纪在西藏出现的佛塔都基本上属于支提类。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众多古塔中除了松嘎尔的五座白石塔较基本完好地存在外，其余大都已成为废墟，目前已没有机会再找到一个比较完整的古塔了，但作为一种“古迹”，人们还可欣赏到它们那悲壮而宏伟的痕迹，从而可以想象昔日的藏族人民是多么富于智慧和勤劳。

B、藏式佛塔的种类

意大利著名藏学家图齐教授曾在他的《西藏考古》一书中指出：“在几个世纪的进程中，佛教逐渐改变了其教条主义的教法，从小乘佛教发展为大乘佛教，进一步又发展到在西藏居统治地位的密乘。因而塔的形式也随之逐渐演变。然而塔的演变仅仅局限在某些已被接受的格式之内。这些格式保持着相对的稳定，工艺水平则视修造者的技巧而异。”这就是说，藏式佛塔既保持了印度佛塔的基本规格，又充分发挥了建造者的工艺技巧。藏式佛塔由此具有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正如图齐教授所说：“塔的建筑方式是千变万化的。在西藏我没有见过任何一座塔与古代的，象巴鲁特、桑奇(Sanchi)，甚至与尼泊尔的普提那他(Bodhnath)那样的塔相仿。这些塔有基座，塔顶是圆形的，在建筑结构轴线的不等距离上有三个或五个‘伞状物’。”佛塔在西藏发展或演变成具有地方风貌的藏式佛塔，也是经过几个世纪逐渐完成的。换句话说，藏式佛塔是经过很长的实践摸索后，才慢慢形成或成熟起来的。

公元十四世纪，布顿大师在潜心研究大藏经《甘珠尔》部的基础上，根据经中有关佛塔的论述，对西藏佛塔的格式或形制作了严格、具体的规定，可以说，从此兴建佛塔不仅在理论上有了依据，而且在具体实施上也有了统一的规定或模式，这对藏式佛塔的形成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后来，又由第巴•桑杰加措在布顿大师所做的基础上，对佛塔的理论和具体格式重新做了修改和补充，这就意味着藏式佛塔从理论到技术都已经成熟或完善。

藏式佛塔种类很多，就塔的各种形式进行分析，可分为“意”、“身”、“语”之三种塔。“意之塔”，代表最基本的精神实质以及佛陀所持有的空寂明净。“身之塔”，代表佛陀、菩提萨埵或大喇嘛(活佛)的化身;“语之塔”，则代表着一切有文字的东西，当然这些东西应该是佛陀的训教或经文。“意、身、语”这三种佛塔的标志，在深层意义上与藏密的“身、语、意”三密基本一致，因此，可参见本书第四章，在此不赘。

在理论上，藏式佛塔可分为八种类型，即叠莲塔(或堆莲塔)、菩提塔、吉祥多门塔、神变塔、神降塔(或降凡塔)、和平塔(或合好塔)、殊胜塔(或幸福塔)、涅槃塔。据传这八种类型的佛塔源于获得佛陀舍利的八组人所修建的原始窣堵波：叠莲塔是按照迦毗罗卫(印度地名)窣堵波建造的;菩提塔是按照玛格达(印度地名)窣堵波建造的;吉祥多门塔是按照佛陀第一次讲经并转动法轮的地方鹿野苑的一座窣堵波建造的;神变塔是按照斯拉瓦斯蒂(印度地名)窣堵波建造的;神降塔是按照桑卡斯亚(印度地名)的一座窣堵波建造的;和平塔是按照拉杰格里(印度地名)的一座窣堵波建造的;殊胜塔是按照吠舍离(印度地名)窣堵波建造的;涅槃塔是按照拘尸那迦(印度地名)的窣堵波建造的。

以上八种不同类型的塔，实际上代表着佛陀一生中的八个不同阶段或成就，或者说佛陀的八个不同的精神意境。如拉萨布达拉宫内的如来八塔，青海塔尔寺前的八座如来灵塔等，都是具体体现上述八种类型塔的群塔。这类群塔在藏区不胜枚举，因为藏族信徒常以建造整套八塔来纪念释迦如来从诞生到涅槃的八大成就。

C、具有双重功能的灵塔

灵塔，因为塔内供奉着活佛以及在藏传佛教上有巨大成就的大师的骨灰，故名灵塔。它是藏式佛塔的重要组成部分。灵塔既是佛塔，同时又兼作陵寝，所以，具有不可替代的双重功能。灵塔在体积上可以根据环境条件等而有各种不同的规模，即可大可小，大到几十米高，小到一米左右高，甚至更小;在质地上也可按照各自的条件等因素有简单和贵重不同的规格，简单朴实的灵塔多采取以石砌成，一般寺院周围建造的灵塔都属于此类，华丽贵重的灵塔有从铁、铜、银制做到由黄金包装的，这类灵塔主要供奉在寺院里的某个殿堂内，供人们顶礼膜拜，当然也供游人观赏;灵塔在形制上采用了上述如来八塔中的几种，如《塔尔寺志》中记载：“在此前面佛龛之上奉安有：救怙主阿嘉仁波伽•耶协克珠嘉措(智慧善成海)的灵骨塔(形式为尊胜塔);又有救怙主嘎敦赤巴•罗桑登比尼玛(善慧教日)的灵骨塔附有金伞盖;又有救怙主色多诺门汗•昂旺登比绛称(语自在教幢)的灵骨塔(形式为天降塔);又有救怙主达泽•耶协格桑(智贤劫)的灵骨塔;又有救怙主嘎敦赤巴•昂旺土登登比尼玛(语王能仁教日)的灵骨塔(形式为菩提塔)附有伞盖等。”由此可见，灵塔在形制上多采用八塔中的三种类型，即殊胜(或尊胜)塔、神降(或天降)塔和菩提塔。

至于灵塔这种引人注目的藏式佛塔何时在西藏出现并得到流行，有人作过考证：“随着佛教在西藏的流行，约在吐番分裂时期(九世纪中叶至十一世纪中叶)开始出现塔葬。凡佛教上层人物去世，其遗体往往完整保存在灵塔内，或将遗体火化，把骨灰葬于塔内，以作供养。如西藏阿里古格出家国王意希沃(吐蕃末代王朗达玛五世孙)的遗体就保存在灵塔内;西藏佛教噶当派祖师阿底峡死后，其弟子仲敦巴将其骸骨存放在聂塘度母寺宝瓶内;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遗体亦供养在达孜甘丹寺灵塔内。”(注：1985年《文物》第九期)。通过引言基本上可以认为灵塔是藏传佛教“后弘期”的产物，之后，随着藏传佛教的蓬勃发展，灵塔在西藏普遍盛行。另外，通过引言我们还可得知，灵塔内不仅存放火化后的骨灰，而且尚能安置完整的遗体。这类在灵塔内保存完好的遗体，是经过特殊处理后安置的。比如，第十世班禅大师的遗体就完整地安置在一座金质的灵塔之内。这座灵塔位于扎什伦布寺的“释颂南捷”大殿内，灵塔面积为253平方米，塔高11.56米，塔身以金皮包裹，并镶嵌各种珠宝;塔身四周绘有菩陀、菩提、本尊等壁画和坛城;塔底装藏各类谷物，茶叶、盐、干果、糖、药材以及袈裟、藏装等物品;灵塔中层装藏各种版本的经书及历代班禅的著作;灵塔上层的佛龛内安放大师法体及其生前使用过的衣物和宗教法器等。整个灵塔金光闪闪，雄伟壮观。这种保存遗体的方法，在藏族地区或称之为“肉身之制”，或称之为“塔葬”，它可体现藏传佛教的又一种别具特色的丧葬文化。

灵塔在西藏有近十个世纪的发展历史，其数目之多，已不可一一述之。故在此仅就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座灵塔作全面介绍，意在以一斑窥其全豹。

在西藏拉萨市中心的布达拉宫红宫内供奉着历世DL的灵塔，其中五世DL罗桑嘉措(1617一1682年)的灵塔是建造最早、规模最大、装饰最华丽的一座。这座灵塔是由当时的摄政王第巴•桑结嘉措于藏历第十二甲子的庚午年(1690年)与布达拉宫红宫同时修建的。“据第巴•桑结嘉措所著藏文《金塔目录》记载：为修建五世DL灵塔及红宫，从全藏召集石匠五百名，木匠二百五十六名，画工二百六十名，还有金匠、铜匠、铁匠、铸工、錾花工、镶嵌工等六千余名工匠。”(注：1985年《文物》第九期)。从中可以想见当时建造五世DL灵塔的宏大规模。

五世DL的灵塔位于红宫中最大的殿堂，即司西平措大殿的西侧。灵塔基本为方座圆身，外用金皮包裹，通高14.85米，由塔座、塔瓶、塔刹三部分组成。“塔座为方形，高6.3米、边长7.6米。中部正面相对锤揲两只狮子，正中为一高1.15米、宽1.02米的佛龛，中供吉祥天女。塔瓶连同瓶座高4.48米，塔瓶中空，正面有一门，高2.52米、宽2.5米。门内正面供奉泥塑涂金观音像，后面为经过处理、面向西南而坐的五世DL遗体。塔刹由十三天、月盘、日盘及宝珠组成，高4.34米。

“塔身上缕刻各种具有藏族特色的图案，并镶嵌数以万计的各种玉石、珍珠、钻石、琉璃等，五光十色，熠熠生辉。据《金塔目录》记载：修建灵塔共用黄金十一万九千八十二两三钱七分，珍珠三千八百一十二颗，其中有在印度南部森林中藤叶上经长期雨淋形成的叫作‘纬粒’的珍珠;有在印度东部贾拉德瓦岛上‘格拉树’树叶上经长期雨淋形成的叫作‘壤巴’的珍珠;有从大象脑中取出的叫作‘卡杂’的珍珠;有从土耳其的蛇脑中取出的叫作‘拔’的珍珠;有产自斯里兰卡贝壳内的叫作‘西碧’的珍珠。这些珍珠大如核桃，小如绿豆。此外，还有清朝顺治皇帝赐给五世DL的珍珠璎珞及五世班禅罗桑益西的珠链。”(注：1985年《文物》第九期)。

从这些引言中我们不仅了解到五世DL灵塔的质地、结构等整体面貌，而且还可获得五世DL灵塔之所以举世闻名的真正价值。

至于五世DL灵塔的形制，根据《金塔目录》(注：第司•桑吉加措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藏文版)，其采取了佛教八大善逝(如来)灵塔之一“菩提塔”的模型。菩提塔是西藏最常见的佛塔形式之一。在藏区随处都可看到的普通菩提塔的形制：塔基是方形的，塔底有一级或多级台阶，塔基上是一个圆形瓶状塔肚，塔肚上又有七个或十三个“伞状物”，它们都在从每一个“伞状物”中间穿过的中心轴线上。整个建筑物的顶部有一个通常是镀金的金属铃。上面支着一个月牙形及圆形的东西，它们分别代表着月亮和太阳。这种建筑结构加深了人们对宗教的神秘感。

灵塔在藏族信徒的心目中占有极其崇高的地位，在藏族地区，大多数寺院内都供养着各自已圆寂的大活佛的灵塔。这样，灵塔既是各自寺院内的无价之宝，又可供广大信徒磕拜，所以说灵塔是一种多功能的藏式佛塔。

D、素有“塔中寺”或“十万佛塔”之称的塔中之最

这座“塔中之最”位于西藏江孜平原年楚河畔江孜镇西端的白居寺内。该塔藏语称“白阔却旦”，汉语一般称“白居塔”。白居寺也因为有了白居塔而遐尔闻名，被列为西藏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白居寺全称“吉祥轮胜乐大寺”。一般通称“班廓曲第”，意为“吉祥轮寺”。根据《江孜地区佛教源流》、《黄琉璃》等史料，白居寺是由江孜王帕巴贝之子贡嘎帕于1390年创建。

白居塔是寺院中最为雄伟华美的一座建筑物，于1414年由宗喀巴的大弟子克珠杰主持，贡嘎帕之孙江孜法王曲吉热丹衮桑帕动工兴建。历时十年，耗百余万工日才完成。“全塔高43米，塔座占地2200平方米，塔身呈八角形，红白染身，木石相衔，层层联结而上，再配以铜壳罩顶，幛幔围绕。塔瓶直径为20米，圆柱形，内设佛殿四间，十三天采用早期喇嘛塔的做法，比较粗壮。全塔高九层;远望，塔顶金光闪闪，酷似缅甸的仰光大金塔;近看，塔的基座，像阶梯似的依次向上垒筑，又好像来到了埃及的金字塔前，十分华丽壮观。”(注：见《中国古塔》徐华铛编著，轻工业出版社1986年版)。白居塔内有大门十二道，小门九十六道，共一百零八门，这与佛教的吉祥数一百零八完全一致，塔内有佛殿、经堂、龛室七十七门，其内都藏有各类佛像，可供信徒朝拜，因此，白居塔素有“塔中寺”之称。

塔内保存着各类雕塑一百九十二个，壁画九千八百多幅。雕塑和壁画中的神佛像共达十万余尊。对此。有人这样描述：“如果说这座古塔在藏族建筑史上是一大珍品的话，那么古塔中的十万佛像则是西藏宗教艺术中的奇迹了。跨进十万佛塔，似乎进了西天佛国，这里几乎有着佛教世界中的一切佛和菩萨。”(注：见1989年《中国西藏》第一期)。故而，白居塔有“十万佛塔”之称。

至于白居塔的形制，人们一般称其为菩提塔，但它与藏式八塔中的菩提塔不尽相同。比如白居塔的塔顶十三天比较粗壮，与后期纤细的风格大不一样，塔的东西、南北方向建筑外轮廓线与座宽基本上相等，构成全等边三角形，这种构图原理的运用，使得建筑物具有很好的比例，并给人以强烈的印象。从整体上看，白居寺也由塔座、塔瓶、塔顶三部分组成，塔座是四面八角，有五层，线条明快，式样别致，庄严稳重。五层塔座之上是圆形塔瓶，有八门，代表菩萨的四双慧眼，标志着佛法无边。塔顶十三天则代表了修成正果的十三个阶段。

实际上白居塔是一座融八塔特色于一身的造型优美、雄伟坚实的巨大佛塔，不愧为藏式佛塔建筑中独一无二的珍品，正可谓“塔中之最”。

通过白居塔的结构造型，我们还会发现藏式佛塔的建筑方式是不拘一格、千变万化的，且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实用性。从这些角度去看，藏式佛塔为促进西藏整个建筑、绘画艺术等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所以，图齐教授曾在他的《西藏考古》一书中指出：“‘门塔’，不仅仅因为它们是西藏神圣建筑的典范，而且其壁龛中的装饰也使人颇感兴趣。这些装饰为西藏绘画在种种外来艺术影响下逐渐形成其统一风格的演变过程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逐渐地这种统一的风格在全西藏占据了统治地位。这种模式的叫法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在不同的层次上有若干内部相通的神龛。朝圣者可以爬到建筑物的顶部。建筑物的藻井上有最神密的宗教神灵的图像。神龛依层逐渐变小，墙壁上绘有各种神灵的壁画，最常见的是密宗教义的符号或神圣经文上所附的插图。绘画是不同派别的工匠之杰作。这些绘画在当时对于形成西藏传统的绘画风格起了一定的作用。”由于佛塔在西藏出现的时间较早，加上藏族人民对其付出过长期的心血和智慧。为此，藏式佛塔成为西藏建筑、绘画艺术等的源泉之一是很自然的。

E、塔群—— 一百零八

塔群是藏式佛塔中规模最大的一群佛塔，它由一百零八座相对独立、大小一样而样式各异的佛塔排列而成，其形制基本上都属于八类佛塔的范畴。建造塔群虽然是一项庞大的工程，但在藏区不乏这一宏伟的建筑群。正如图齐教授在他的《西藏考古》一书中指出的那样：“我们很容易在人们视为神圣的地方附近见到用土坯或砖坯建成的成排的塔。在这种情况下，一共得有108座塔，这是按照经文的要求而修造的。108座塔排成一排的习俗在西藏西部十分常见的，但在其它地区则很少见。无疑，这种习俗可以追溯到佛教的前弘时期。”引言中指出塔群“在其它地区则很少见”，这一提法不太符合实际，因为塔群不仅在西藏西部，而且在西藏其它地区也能看到。如《西藏风物志》记载：“十五世纪初宗喀巴曾在帕邦卡石后的山洞里修行，至今人们仍称之为宗喀巴修法洞，该洞西侧排列有一百零八座土石建造的佛塔，为宗喀巴的弟子们所建。据传每座塔内藏有宗喀巴的念珠一颗。”帕邦卡位于西藏拉萨市北郊九公里处色拉寺西侧的山地里，是一处历史最悠久的藏传佛教圣地。尽管拉萨三大寺建成后，帕邦卡逐渐衰落下去，但仍不失为信徒心目中的神圣地位。

另外在西藏山南地区乃东县境内也有一处雄浑的石砌塔群。这一塔群现被称为“曲丁加泽杰排塔”，《乃东县文物志》记载：“排塔位于颇章区向阳公社布仁村西南约二华里的山谷中，它东西一线整齐排列，犹如一道长城，成为这个山谷最醒目的标志。排塔由塔墙和塔身两部分组成。塔墙残长360米，宽3米，高14米。塔墙上部置塔身。塔身方形，高低分为四个层次，逐层向上叠涩收缩。塔身高l.7米，每层高0.4米，收分0.l米，塔身上还应有塔顶，今已无一存留。塔身尚存119座，各间距1米排布。排塔系石砌结构。它的石料系从附近采来并经过一定加工的。这些大小悬殊、形状不一的石块经过并不十分精细的加工，被显然富有经验的匠工巧妙地垒砌成平齐如削、规整雄浑的建筑艺术杰作。”由于西藏的塔群都已毁坏，现在无从描述它们的真实面貌，唯独曲丁加泽杰排塔是西藏现存最好的一处塔群。但此塔群也受到严重破坏，目前已残缺不堪。正如《乃东县文物志》记载：“排塔文革中受到严重破坏，东部塔墙毁掉了一段，约当9座塔身的长度。推算原排塔总长度应在406米以上。幸整个建筑主体尚大部存在，仍是西藏地区现存最好的塔群之一。”因此，我们只有通过曲丁加泽杰排塔领略西藏塔群的风采。

值得一提的是，藏式佛塔是一种在遵循基本规格的前提下可以千变万化的建筑形式，万不可用一种模型去套另一种模型，故曲丁加泽杰排塔也不能完全反映其它塔群的规模、形制等，其中有一条规律可以肯定，塔群无论其规模、质地都必须是排成一行的，不可杂乱无次序;其次塔群应达到一百零八座，不可少于这个数，但允许超过，上述曲丁加泽杰排塔“塔身尚存119座”，加上已毁掉的“约当九座塔身”，共达一百二十八座佛塔，这已远远超过一百零八的数目，根据有关资料，大多数塔群的数目固定在一百零八以上。

至于一百零八这个神秘的数字，有人从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各种角度作过研究，比如“寒山寺钟声名扬海内外，它整整敲108下;受中华文化熏陶，日本除夕夜全国寺院也敲钟108下;中国古律学中，‘徵’的律数为　108;泉城济南，古时候有趵突等四大泉群，共有泉点108;梁山好汉也是108;在中国武术中，有108个制人穴位。中国古籍中，108不胜枚举。明代有人解释寒山寺钟声为：12　个月、24节气、72气候，合为108。至于其他，除认为古人多使用和为9的数之外，其余的只有归于自然了。”(注：《历史大观园》1992年第10期“奇妙的一百零八”一文)。引言中虽然列举了许多一百零八，但最终仍没有什么结果，即一百零八来源于何处仍是未知数。

在藏族文化圈里也可举出很多一百零八的例子，比如藏文大藏经中的《甘珠尔》部是一百零八帙;藏族信徒手中的念珠是一百零八珠;僧侣念诵咒语是一百零八遍;上述塔群是一百零八座;等等。但在藏族文化圈内出现的一百零八都与佛教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不可分离。一百零八这个数字最初在西藏出现时也与佛教有关，比如《汉藏史集》记载：“当时吐蕃兴建一百零八座佛寺。”这是一百零八第一次在西藏出现的记载，其年代是公元七世纪中叶松赞干布时期，实际上当时没有建造一百零八座佛寺，只建成十八座，说一百零八是一种祈愿，因为佛经中提到一百零八是一种吉祥数。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一百零八是佛教中制定的一种吉祥数。从中也可理解塔群为什么要用一百零八座佛塔组成。

根据《乃东县文物志》，曲丁加泽杰排塔这一浩大的工程约当十七世纪由著名医生奔吉日乃加措主持动工完成的。由此看来，塔群大都是在藏传佛教后弘期及至格鲁派兴起后出现的，比如上述帕邦卡塔群、曲丁加泽杰塔群都是十五世纪以后建造的。

塔群的质地也是各种各样，上述三种塔群均采用了不同的原料;第一种用土坯或砖坯建成;第二种用土石建成;第三种全用石块建成。可见，塔群在采用原材料上不拘一格，可以因地制宜。

在藏族地区，建造佛塔一般认为是对佛教的虔诚至极的作为，建筑者和资助者均会因此而赢来功德。一旦一座佛塔建成，特别是建在村庄内、寺院、圣址的佛塔会使广大信徒络绎不绝、永久性地前来转塔朝拜，这是体现利己利他的大乘精神的最好途径。在如此精神的推动下，从古至今，藏族信徒始终热衷于建造佛塔，他们不惜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在藏区这块辽阔的土地上建起了无数座藏式佛塔。塔群是藏式佛塔发展的最高形式。

当然，建造佛塔也有针对性，曲丁加泽杰塔群就是一个明证，《乃东县文物志》记载：“这位兼以医道的虔诚佛教徒对充满残酷无情的战争和瘟疫的动荡不安的社会怀有深深的疑虑和不安，期望能有一个和平、安定、美好的社会。这条长达数百米的排塔，正是出于这种美好的、善良的愿望而修建的，目的是以此祈求战争、疫病的永远消除。”藏式佛塔的功能由此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藏式佛塔除了它的使用性：可以盛放圣贤的舍利，还可以放置活佛骨灰或遗体以及经书、圣物等外，它的更深层意义和象征性，是供广大信教群众朝觐的。因为每座藏式佛塔中都藏有各种圣物，这些圣物赋予每一座塔以“生命”，并使塔具有了区别于其它建筑物的神圣性质。为此，人们围绕藏式佛塔转经所获得的精神利益是无法估量的。出于这种目的，藏族地区的广大信徒无不去环绕佛塔转经，甚至有众多信徒抽出一定时间专门环绕佛塔或佛塔正面磕十万个长头。可见，藏族佛教徒笃信佛塔能给予他们精神上的帮助。从理论上讲，藏传佛教也将转经视为纯洁信徒自身的最为有效的途径。

从宗教信仰的角度讲，藏式佛塔的大量建成，大大满足了广大信徒的宗教心理。因为绝大多数藏式佛塔是开放性的，它们一般都建在十分方便的地段，而且一年四季、不分昼夜地对外开放着，信教群众随时随地均可朝拜。这对广大信徒，特别对俗家信徒来说是一件再方便不过的事了。藏区的许多农村里都建有佛塔，这样一来在家信徒就不用时常长途跋涉地去远处寺院参加朝佛活动了，信徒们只要有点时间和毅力，随时都可在自家门前向佛塔磕拜过宗教生活。藏族信徒普遍信仰或崇拜藏式佛塔是藏传佛教走向世俗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总之，从信仰的角度看，藏式佛塔是藏族信徒的一种崇拜对象，而从表面形式看，它又是一种别具风格的藏传佛教建筑艺术，但从它所包含的深层意义上理解，它则是藏传佛教的一种象征物。因此，藏式佛塔便具有了多功能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