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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一年，我应聘至新竹青草湖，从事台湾佛教讲习会的教务工作。记得有一天，一位同道从外面回来，神色仓皇地嚷着：“不得了啦，现在外省人做住持的竟然有二十人之多！”我听了觉得欣喜万分，高兴地说道：“太好了！他们在各地建寺，我们往后到哪里都有饭可吃，有寺可住了！”不比较成就高低，不计较拥有多少，抱持共存共荣的胸怀，何时何地不是光风霁月？后来他在新加坡建设养老院时，向我化缘，虽然当时佛光山正是草莱初辟，经济十分拮据，想到他在异邦嘉惠他人，难能可贵，我仍然为筹善款，乐见其成。

同年，我应东初法师之邀，编辑《人生》月刊。此后六年当中，不但义务写稿补白，总包一切编务杂事，还倒贴邮费、车资。尽管如此，我不曾比较有无名分，也未尝计较工作繁剧，自觉在当时佛教凋零之际，能担当文教重任，将佛法传递十方，其意义实在非比寻常！后来，在杂志一角将我列为“督印人”，虽名实不副，但也无所计较了。再后来，报章杂志、广播电台纷纷邀我撰文，我都一概不收稿费。五十年来，目睹佛法由衰微到兴盛，不知度化了多少迷失的众生，不禁感到世间一切有非真有，无亦非无，唯有不比较、不计较，才能将有限的生命融入无限的时空之中，为世间留下永恒的贡献。

不计较贫富、不计较有无都还算容易，最困难的是面对得失毁誉，仍能一本初衷，如如不动。民国初年，仁山长老追随太虚大师革新佛教，以“大闹金山寺”事件闻名遐迩。有一回到马来西亚弘法，一位法师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竟然向他说：“您认不认识金山寺一个叫仁山的地狱种子，他造下无边罪业，恐怕将来只有在第十九层地狱才找得到他！”仁山长老当下供养这名法师两枚银圆，并且说：“您刚才开示得很对！”言罢潇洒而去。对他而言，革新佛教乃势在必行，但对于别人的言行，则不必斤斤计较。

当时，大醒法师也是太虚大师的高足之一，他因为办理《现代僧伽》杂志，大肆批评旧僧制度而饱受非议。一天，他到苏州灵岩山寺拜谒印光大师。印光大师一见面就愤愤地责备：“你是在造口业啊！”为了纪念印光大师的开示，他回去以后即刻将杂志内的文章结集成书，订名为《口业集》，这无非是以实际的行动来说明自己是在为佛教的前途而勇于建言，而不是在私人的荣利上比较、计较！

太虚大师则在他的文章《我的佛教革命失败史》中，道尽佛教积弊难返的情况，字里行间却没有半点比较的怨尤，没有丝毫计较的愤慨。年少时耳闻前贤大德的为教热忱，只觉得正气凛然，钦服不已，直至自己来台以后从事种种改革时，才感到大不易也！

当年台湾民风保守，基督教盛行，而且正值戒严时期，言行有些许开放，佛教有稍许改革，均足以惊世骇俗，小至出家人戴手表、用钢笔、坐车子都会备受指摘。而我却教导学生打篮球、组织青年成立佛教歌咏队，因此更是被人视为异端，饱受恐吓。从到处弘法布教，被警察人员频频监视，到大胆起用言论开放的学者讲课，被有关当局连番调查……乃至不实的毁谤连番而至，使得一向求全求好的我一度感到悲愤难平，然而念及佛教的未来，心中又顿生动力，奋勇向前。如今我冲破种种难关，回想过去种种，深感成功之道无他，只要凡事往大处、远处着想，不在无谓的事情上比较、计较，当因缘成熟时，自然水到渠成，一切现前。

新观念的建立固然耗时费事，新方式的推展也必须拥有不比较辛劳、不计较错误的雅量，才不至前功尽弃。一九五八年，台湾电影界首次开拍《释迦传》时邀我当顾问，我义不容辞地答应；但当时缺乏经验，只知助成好事，没有细看脚本，没想到演出后因剧情不当，引起轩然大波，不但台湾的信徒们纷纷来到三重市新成立的“佛教文化服务处”向我谩骂，扬言要捣毁办公的地方，甚至到马来西亚上映时，当地僧侣也聚集在戏院门口静坐抗议，在台湾的我当然也连带受责。尽管知情者为我叫屈，但我未尝以只字词组怪罪电影制作单位，因为我总认为，佛教电影化在刚开始时难免有各种缺点，必须有人担当责难，否则因噎废食，阻碍了佛教的进步，岂不枉哉！后来游娟女士在台视制作《佛祖传》连续剧，也是因为以我的著作《释迦牟尼佛传》为蓝本，而让我再度遭受无妄之灾，但我觉得一些不如法的地方只是过程，将来一定会有所改善。所以只有自己含垢忍辱，不予计较。果真，现在制作的佛教影片不是越来越进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