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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择善固执终于有了明证：环顾今日的佛教界，当年反对我的同道都不约而同地接受了人间佛教、生活佛教的理念；各地的道场寺院也都不断地以各种活动来凝聚信众的力量；更有不少青年在这种因缘下随我学佛，现在都成了佛光山重要的职事干部。

我当初的用心良苦，斟酌思虑，促成了我对于佛法的融会贯通，更是我始料未及的收获。我走入群众，学会了观机逗教，士、农、工、商，老、弱、妇、孺，鳏、寡、孤、独，都是我说法的对象。我也曾远走大陆内地，深入泰北边区，抵达香港越侨船民营房，为苦难同胞作得度因缘。

现在，我每天的行程被弘法的邀约排得满满的，我日日奔波忙碌，以车厢、飞机作为我的卧室和书房，我赶场弘法，由此地到彼地，由此国到彼国，甚至由此洲到彼洲，席不暇暖。我经常和衣而卧，一觉醒来，朦胧之中，往往一时弄不清楚自己身在何处。我不以此为苦为累，自忖比起佛陀年高八十，犹不辞辛劳，在印度各地行脚弘化，我这一点苦实在不算什么。尤其，当我看到许多人在台下会意点头，甚至拊掌微笑，一切的劳顿全都化为无比的愿力；当我看见许多人因为听了我的讲演而皈依三宝时，心中更是为他们的新生而感到庆喜！

我曾经在火车上，遇见一位不认识的青年让位予我，他悄悄地对我说：“师父！我是您在某某监狱弘法时的皈依弟子。”我蒙受过不少礼遇招待，但这一次令我最为终生难忘。我也曾收到一份二百元的红包，上面写着：“供养师父：因听您讲演而改邪归正的弟子某某顶礼。”数目虽然微薄，意义却是深远重大。每每一场大型讲座后，感谢的信函即如雪片般飞来，其中，有失和的夫妻因此而破镜重圆者，有吵架的朋友因此而握手言欢者，有落第的考生因此而萌生希望者，有失业的青年因此而力图上进者，更有人因此而断除自杀念头……来鸿中，赞美的诗词也不少，虽不尽然辞畅意顺，然而诚意却是十分感人。在岛内外收到的纪念品，更是多得无法整理，还好我有喜舍结缘的性格，否则就是建一个大仓库，也无法全部容纳。

为了度众之需，三轮车、脚踏车、摩托车、木筏、竹排、轮船、汽艇、军舰、战车，乃至潜水艇、直升机，也都成了我的交通工具。虽是海陆空航道各异，然而承蒙三宝加被，法界任我遨游，岂不妙哉！

我不但自己乐于说法，也极力兴学，培养弘法人才。四十年来的度众生涯中，每得到一份供养，总是先用来建讲堂，盖教室；每领到一些稿费，也都悉数购买佛书典籍给青年学子阅读参考。我涓滴归公，从未想将丝毫用在自己身上。刚兴建佛光山时，徒众建议我买轿车代步，以便至各处讲说，我却买了一部巴士普利大众；目前我在世界各地讲演、皈依所收到的红包，也都捐献给当地的佛寺，作为发展道场之用。直到最近，念及佛光山建设佛教事业所费不赀，我才将外来出版厂商给我的版权收入，挪为自己平日的生活开销及车马费用，以减少常住的负担。

佛教之所以能流传千古，广被四海，文字般若的传递，功不可没。有识于此，我于来台之初，即致力于编辑杂志、撰文出书的文化事业。一九五九年，在三重埔设立佛教文化服务处，印行佛经。当时的经济十分拮据，编印人才也寥寥无几，但凭一股度众的热忱，我度过了捉襟见肘的窘困日子。记得有一次，我将编好的《人生》杂志连夜送到印刷厂，半夜醒来，饥肠辘辘，才想起自己一整天还没吃饭呢！又因为没有钱买稿纸，我常常拿别人丢弃的纸张背面作为涂鸦之用。直到现在，我依然是在年年亏损的情况下，兴办杂志、图书等文化事业，但我从无怨言，因为我深知，佛教的文化度众功能无远弗届，非金钱财富所能比拟。

此外，我还创设云水医院、老人精舍、育幼院、冬令救济等慈善事业，将佛教的爱心广泽于贫苦无依的老弱残疾。我曾多次发起大陆以及世界各地的救灾运动，而佛光山的创建更带动了当地经济建设的繁荣，其本身就是一项利济众生的庞大事业，只是在这些方面，我甚少着意宣传。千百年来，佛寺道场在利民的工作上，何尝不是有多方面的贡献呢？

及至今日，我每至一处，只要见到一块空地，亟思如何来兴建寺院讲堂？只要认识一个人，总是尽力将他吸收作为佛教的一分子；只要看到一件好事，就迫不及待地广为宣传。这一切只是希望能将佛教的欢喜散播给一切众生。

过去常听到一些人说我：“好可惜哟！这么年轻就出家了。”对于这些言论，我深深不以为然。弃俗出家，弘法利生，是在做经世济民的伟大事业，怎么说可惜呢？我不但此生此世以出家为荣，我更发愿生生世世都要学习佛陀示教利喜的精神，来此娑婆，做一名“以弘法为家务，以利生为事业”的和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