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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二年起，我负责编辑《人生》杂志，前后有六年之久。记得有一次，发行人东初法师说过这么一句话：“钱，用了才是自己的！”这一句话使我终身受益无穷。

从小我就在贫苦中长大，因为没有钱，养成不购买的习惯，甚至不积聚的习惯。这个习惯对我一生帮助很大，我一生的佛教事业都从这习惯而来。因为我没有钱，我不积聚钱，但我非常会用钱。有钱是福报，会用钱才是智慧。

一九五一年，我在台湾佛教讲习会担任教务主任，台湾佛教会发给我新台币五十元的月薪。对于一般人而言，这笔钱微乎其微，但是，因为我从小在丛林中长大，养成不贪不聚的习惯，五十元对我来说，也算是很多了。我每个月拿这笔钱为教室校舍添置教学设备，为贫苦学生购买文具用品以后，几乎身无分文，但是眼看莘莘学子在佛学上有所成长，能为教界所用，深深感到欣慰，这不也是一种宝贵的财富吗？原来，钱，用了才是自己的。

过了两年，我到了宜兰念佛会，每月有新台币三百元的供养，我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富有了！当时，基督教十分盛行，于是，我拿出一百五十元购买银制的卐字项链，与前来听经闻法的青年佛子结缘，希望他们能挂在颈上，代表自己崇高的身份，好让世人知道：不但有人佩戴十字架的项链，也有人以挂佛教项链为荣。另外的一百五十元，我则用来订购一百份《人生》杂志供信徒阅读。一九五四年，每月的供养金提升为六百元，我就拿出一百五十元补助张优理(慈惠)、吴素真(慈容)等三人到台中接受幼教师资训练，其余的一百五十元则用来资助演慈等就读汐止佛学院。每月如是，后来，随我学佛的青年有增无减，阅读《人生》杂志的信徒跟着我到处传教，学习幼教的女青年则回来帮我办理佛教幼稚园，为寺院道场服务。我更进一步地了解到“钱，用了才是自己的”。

一九五六年，我放弃了日本大正大学博士班的入学机会，将这笔开销节省下来，帮助青年设置“佛教文化服务处”，发起佛教徒购书读书运动，甚至后来供慈庄、慈惠、慈容、慈嘉、慈怡等人赴日留学。当年，正是经济最为拮据之时，很多人都笑我是个没有财务头脑的傻子。结果，事实胜于雄辩，他们在学成归来后，均以所学奉献佛门。几十年来，我不断地资助年轻佛子念书求学，甚至到国外参学，现在他们都陆续成为佛光山的中坚分子。这些都一再证明，“钱，用了才是自己的”是一句至理名言。

普通家庭不过三五儿女，其教育费用就已非常吃力，而我目前不计算在家弟子，光是随我出家者即不下千人，我办了六所佛学院供他们念书，负责养他们教他们，尤其是数十名徒众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耶鲁大学、天普大学、加州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日本驹泽大学、佛大大学、大正大学、东京大学，印度国际大学，韩国东国大学等大学的留学费用，更为可观。此外，为了增广弟子的见闻，我还鼓励他们到国外旅行参学，每年所费不赀。我从不叫穷，也不为难，因为我以为，不播种，就没有收成；有钱不用，纵使积聚再多，也不是自己所有。

“钱，用了才是自己的！”尤其是用在培养人才的身上，我一点也不吝惜，但是，布施金钱给人，最难的是公平恰当。记得早期随我出家的青年，其所来自的家庭有贫有富，所需不一，所以，我就把钱置于一处，随其自取，我认为让他们各取所需，才是真正的平等。

回忆自一九五三年起，出外布教都在露天广场，装一盏临时电灯要十二元，请一个人打锣宣传要十五元，还有其他的文宣、交通费用等，对于当时财源有限的我来说，实在是非常困难。然而，有感于弘法利生的重要，我无惮于捉襟见肘的日子，常常系紧裤带，饿着肚皮，到各处广结法缘。我曾多次在台湾环岛布教，我出钱在电台广播，我是第一个购买电视时间，让法音宣流，十年如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