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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虽然住在宜兰，却经常要到高雄讲经，每次坐火车，转公车，就要周折上一整天的时间，平日还得节衣缩食，凑足车资。有一回，查票员来验票，火车票却遍寻不获，身上又没有半毛钱，只得掏出一支新买还没用过的钢笔充当补票之款。我这样南北奔波达十余年之久，心中乐此不疲，我不畏舟车之苦，只怕没有人知道佛法的好处。直至今日，我已走遍了整个台湾，行迹还远及离岛，并且直迈国际州郡。曾听到有人调侃我，说我已经退位了，犹仍四处云游弘法，野心实在太大！其实，此言差矣！我虽然卸任住持，但是并没有不做和尚，出家人本来就应该有着“弘扬佛法遍天下，普度众生满人间”的慈悲心肠，这不是野心，而是一种难行能行的愿心啊！

如今，我到各地说法，不必刻意宣传，听众自然蜂拥而至。过去，我唯恐人不来，现在却以人多为苦，因为我不忍心看到人们因为一票难求，而甘冒风吹日晒，早早伫立在门外，苦苦守候进场；我也不忍心目睹观众在场内挤得连站的位子都没有；我更不忍心看到那些有心闻法的善男信女因为会场容纳不下，或因稍微迟到而被阻挡于门外。我曾一再请求有关主管通融，无奈碍于规定，而无法如愿。一九九二年，我到马来西亚东姑讲堂开示，场内爆满，有一千多名听众没有位置可坐，场外还有两千多人不得其门而入，有的拍门叫嚷：“让我们进去！难道我们的师父来此，都不让我们见一眼吗？”有的甚至走太平梯，以旁门左道的方式出奇制胜，进入会场。那种闻法的热忱直叫人感动难忘！

出家人忧道不忧贫，佛法上的安乐足以弥补生活上的困乏，人为的阻挠才是弘法上最大的考验。

回忆我在宜兰初次讲经时，警察不准我公开说法，禁止我播放佛教幻灯片，他们所持的理由是：“你没有向有关单位呈报申请。”在雷音寺弘法时，也有一些外道居民在殿外喧嚣干扰；广播电台的佛学讲座录制好了，电视台的佛教节目制作完成了，却因为对方的负责人声称“限于目前当局政策，不希望富有宗教色彩的节目播出”，而临时遭到封杀的厄运……我并不因此而自怜自艾，相反地，我愈挫愈勇，我据理力争，所谓：“为大事也，何惜生命！”

佛陀在因地修行时，曾被歌利王割截身体而毫无怨尤；地藏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我要效法诸佛菩萨为法忘躯的精神”。我在心中不断自勉。

我学会了以平常心来应付这些纷至沓来的障碍，“我要为佛教的千秋大业而奋斗不息，我要为万亿众生的慧命而努力不懈！”我如是自许。

我一生弘法无数，感到最难的是如何契理契机。最初，往往为了一篇讲稿，日夜揣摩听众心理；常常为了一句名相，反复思维其中深意，为的是希望大家都能听懂受用，并且能将佛法妙谛运用在生活上，以作为现实人生的指南。

我从不卖弄玄虚，只是一心一意在宣扬佛法的真理，使佛法与世间的生活能够相印证。我经常思虑如何发挥佛教的时代性与前瞻性的功能，期能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为了契合信众的需求，使佛法能普及于社会各个阶层，我不但组织念佛会，还设立青年歌咏队、儿童星期学校、妇女法座会、金刚禅座会。为了助长说法效果，我利用板书、投影机、各种视听设备，乃至在大座讲经时，精心设计献供仪式，穿插各种佛教艺术节目。为了让社会人士重视佛教，我率先举办佛诞花车游行，并且多次举行环岛布教活动……凡此种种创举都在当时引起不少保守人士的非议责难，我并不因此而裹足不前，相反地，我大力推动，我以为只要佛法兴隆，何须计较个人荣辱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