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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来台湾的最初几年，我居无定所，因此经常随喜帮助别人，有人兴学，我帮忙教书；有人办杂志，我协助编务；有人讲经，我帮他招募听众；有人建寺院，我助其化缘……更有些老法师发表言论，怕开罪别人，都叫我出面，我则义之所在，从不推辞。因此，一些同道们都笑我说：我总是被人利用来打前锋，当炮灰。

一直到一九六五年，我自行创办佛学院，一位年近八十的唐一玄老师在课余闲聊时，和我说道：“给人利用才有价值啊！”这种迥异世俗的言论无疑道尽了自己多年来的心声，我引以为知音，并且在日后的数十载岁月里，我一直本此信念，心甘情愿地与人为善，被人“利用”，无形中为我的人生开拓了无限的“价值”。

记得初来台时，为了弘扬佛教法义，我义务为《人生》月刊担任编辑，不但为撰文照排伤神，为改稿润笔熬夜，还得自付交通费，倒贴邮票钱。前后约六年的时间过去了，发行人反而要我感谢他，他对我说：“你利用这个杂志发表文章而出了名。”这个世界上，谁利用谁，真是很难定夺啊！

刚开始到宜兰传教时，我办了各种接引年轻人的活动。有些青年不喜欢枯燥的定期共修法会及佛经讲座，常常借故缺席，却兴高采烈地参加佛歌教唱、中文导读等课程。旁人常劝我不要白费心机，并且跟我说：“这些青年没有善根，只是贪图有歌可唱，或想免费补习中文，预备将来考学校而已！他们不是真心信仰佛教的！”我一笑置之，心里想：即使如此，我也愿意成就他们，被他们利用。

没想到日后这些青年，如慈惠、慈容、慈嘉等人，均纷纷皈依佛门，到了今天，他们都成了佛教界的翘楚。《金刚经》云：“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是名佛法。”音乐歌唱，只要运用得当，也不失其度众的价值。马鸣菩萨不就利用一曲自编的《赖吒和罗》，而使得华氏城中的五百位王族弟子同时悟道出家吗？

一九五六年，我计划举办活动，接引大专青年学佛，又有人坚决反对，理由是：“大专生只会糟蹋道场，损坏设备，又没有定性，他们只是利用这个活动度假罢了！这种花钱不讨好的事最好不要做。”我当时身无分文，还是力排众议，在台北借用别人的地方，举行大专青年学佛营。结果，吴怡教授、张尚德教授及以写《野鸽子的黄昏》而闻名的王尚义先生，就在这时和佛教结上因缘。

从过去到现在，台北普门寺每周所办的佛光山朝山团，从一九六八年每人的收费二百元台币到现在的三百元，都包括了车费及两宿五餐，以物价来计算，根本不敷支用，经办人乃至信徒本身屡次向我反映调整以平衡收支，我都没有答应。因为我觉得：能够让一些囿于时间或经济因素不能来山的北部人，利用这一点方便，种下得度因缘，未尝不是功德无量啊！果然，许多人就因此皈投三宝，甚至披剃出家，这种慧命的价值可谓山高海深，不可限量。

我在高雄开创佛光山，没有多久，山下就有一家名叫“佛光”饮食店的店面开张了。那时，有人就跟我说：“师父！为什么我们佛光山的名字给他们拿去当招牌用，我们应该采取行动阻止，否则外人都误会佛光山在做生意。”我也感到非常无奈，但是想到“佛光”能普照大地，不正表示佛教法力无边吗？

不久，佛光新村、佛光砂石场、佛光旅行社、佛光大旅社、佛光加油站等，都一一出现了，甚至台北、嘉义等地还有以“星云”来作为大楼名称者。徒众更埋怨了，在开会中纷纷表示抗议。我告诉他们：“诸佛菩萨连身体脑髓都要布施了，一个名字也算不了什么！我们的名字能够给人去利用一番，也表示自己很有价值啊！”

许多人看到佛光山卖汽水、销售纪念品，便诟病佛光山商业化。其实外人只看到佛光山要钱，却没有看到佛光山不要钱的地方。佛光山的一切收入可说是非佛不做，不但用来弘扬佛教，还要供应三千名僧俗四众食宿生活，乃至教育福利等费用，更要用来办理其他各种佛教事业。其中，约有六百名佛学院学生利用这些收入学佛修道，近百名育幼院院童利用这些收入长养身心，佛光精舍、仁爱之家约二百余名无依老人利用这些收入安养颐年，还有其他行政单位利用这笔收入办理活动，净化人心……我们没有恒产，却能自给自足，应付这些庞大的开销，可说是把十方的钱财高度利用，发挥了十方信施的价值。

创建佛光山至今，经历不少困难，天灾洪水固然可怕，山下悍民更是难缠，以铁牛车围山，以棍棒打出家人，那种无法理喻，叫人难以置信。可是，令人讶异的是：乡民们每逢春节，都扶老携幼来山联谊；冬令救济时，也携家带眷来领赈济品。

一些工作人员对此不能释怀，往往向我抗议，说道：“这些人没有良心，他们只会来拿红包，取赠品，利用完了以后，就过河拆桥，既不说好话，又需求无度。”我总是劝他们：“我们不能以偏概全，乡民中也有好人，更何况行菩萨道，应该不念旧恶，施不望报。看到他们能欢欢喜喜来山，和佛菩萨结个善缘，我们应该为他们祝福才对！”我们应该以自己拥有价值非凡的功德法财，能给人多多利用，来作为自我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