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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三年，我创办寿山佛学院，免费供应膳宿给学佛的青年。于是，我节衣缩食，以便支付巨额的教育费用。不长于经忏佛事的我，也甘愿到殡仪馆诵经，替丧家通宵助念，并且费心于各处张罗师资。此外，我一有了红包，即设法添置设备。一次购买一张、两张椅凳，三本、四本图书，点点滴滴地累积下来，教室就一间间增多了，图书馆也占据了好多间。我不以为这是一种负担，因为我始终觉得是为大家买的，而不是为个人买的。“钱，用了才是自己的！”想来也不过是向来“以众为我”性格的延伸。

二十年前，慈济功德会刚成立时，我也刚在佛光山开山，即曾以十万元赞助。就在那时，听说台中有一位素未谋面的青年硕士欲至日本攻读佛学博士，唯囿于经济困难，无法如愿。我立即亲自送了十万元到他府上；甚至我多次资助青年学者到国外游学，以增进其阅历……像这种补助文教慈善之事不胜枚举。如今，我看到慈济功德会蓬勃发展，青年学者在佛教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他们的成长促进了佛教的发展，心中也不免欣喜。只要我们能以“享有而不拥有”的观念来理财，自然能时时分享到钱，用了才是自己的乐趣。

一九五○年，煮云法师从舟山到台湾，我将刚裁缝好的一件长衫送给他，从此，我在圆光寺一袭短衫过了两年；早年开山时，万般困难，某法师向我借八十万元，念及他是长者，我也尽力筹措，后来知道他只是为了试试我的为人，心中也有不满。我多次率团到日本开会，团里的法师要求我替他们出旅费，当时，我自理都稍有困难，遑论顾及他人，但我还是多方设法，满足所需。过去，一些同参朋友在台湾生活得不如意，即使曾经对我不起，我也不念旧恶，时予资助解困；一些潦倒文人也常向我要钱，我也尽己之力顺应所求。平日看到别人不慎遗失钱财，一副焦急的模样，自然会升起恻隐之心，还自愿出钱帮助，解决困难。我不富有，但肯散财，我不曾因此而贫穷，“钱用了”，只要大家能各得所需，“如同己有”，夫复何求？只是有些厚颜之士，往往狮子大开口，索资数万乃至百万，虽说钱是用来消灾解难，但我不愿给予，因为金钱是净财，不能让它成为脏钱。
我于各处弘法时，常常留心佛教文物的搜集。早期迫于经济穷困，往往在旅行中省下饭钱，以充购买之资；为了节省运费，我总是忍受手酸腿麻之苦，千里迢迢亲自将佛像捧回，甚至因此遭受同道讥议，认为我是在跑单帮，经营生意，我从不加以辩解。

一九八三年，我在佛光山增建“佛教文物陈列馆”；一九八八年，我在美国西来寺建了“佛教宝藏馆”；现在，我又为巴黎古堡道场搜集佛教法物。所有这些馆内的一品一物，无不是我多年来如此苦心的搜集。成立以来，虽然年年均因维护费用的庞大开销而入不敷出，但是，从来宾赞许的声音及眼神，我更肯定了多年来的信念：“钱，用了才是自己的！”看似冰冷的文物，实则蕴涵了无比丰沛的生命，以其简洁有力的方式，无言地宣说了佛教悠久伟大的历史、文化、艺术，这种带给人们精神上的建设，才是无价的财宝。钱财不只是用来满足物质上的需要，更应该用来庄严众生的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