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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究竟哪一个解释是正确的。如果抛开别的现象不谈，专从语言的发展上来看，巴利文的确是最老的，它有资格做其他本子的父亲；因此，第一个解释就对了。但是，如果再进一步加以仔细的分析，把其他现象也考虑进来，就会觉得，第一个解释是说不通的。在混合梵文和其他俗语里面，间或有一些语法形式与巴利文相冲突，而这种冲突又不能用后来的演变来解释。这就说明，它们不是从巴利文里面借来的，而是从其他一种可能更古的语言里演变出来的，例如Suttanip ta431的an•umattena是具格单数，在Lalitavistara里与它相当的字是anum tram•是业格单数，在Mah vastu里是anum traih•，是具格复数。在这里，巴利文显然不会是共同的来源。根据吕德斯的意见，这三个字都是从一个最古的本子转译过来，而且是转译错了的。原文大概是anumattehi，字尾 e在这里是体格单数，这种语法现象为后来的译者所不解，因而发生了错误。《原始佛典语言的观察》（Beobachtungen　berdieSprachedesBuddhistischenUrkanons），柏林《德国科学院专刋•语言文学和艺术学类》，1952，第10种，第19页。
    
　　同样的情况也表现在第二个例子和第三个例子上。把巴利文的D　ghaNik ya拿来同Mah vastu仔细比较，或者把巴利文的《法句经》同驴唇体残卷拿来仔细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在基本上一致之中，终究还有不一致的地方。这也说明巴利文不会是来源。两者有一个共同的更古的来源。
    
　　因此，我们必须承认第二个解释是正确的，必须假定，在过去确实有过一个原始佛典。其他比较晚出的佛典，不管是用巴利文写成的，用其他印度中世俗语写成的，用混合梵文写成的，还是用梵文写成的，都来自同一部原始佛典。只有这样，上面提到的那种现象才能解释得通。
    
　　这一部原始佛典是用什么语言写成的呢?揣情度理，它应该是一种东部方言。因为佛陀自己是生在印度东部，他一生游行说教也是在印度东部，他的许多大弟子也都是生在这一带。尽管当时还不可能有书面的记录；但是他们宣传教义必须用一种语言做为工具，而这一种语言又必须是他们自己掌握的同时又是当地老百姓所能够了解的。合乎这个条件的只有当时东部的方言。不这样，是无法理解的。
    
　　据我们现在的推测，佛典形成的过程大概应该是这样的：佛陀本人不会有什么著作，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他却不可能没有一些常说的话，佛典里面有关十二因缘的那一段经文可能就属于这一类。当时没有书籍，学习经典都是师傅口授，弟子口学。最初口授口学的一定就是佛陀经常所说的一些话；因为这些话一听再听，一传再传，就比较牢固地印在徒弟们的记忆里，时间一长，就形成了佛典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随着时代的推移，一代一代的师傅和徒弟逐渐增添上一些新的东西，到了编纂写定的时候，已经是一部比较大的书了。
    
　　既然佛陀本人，以及佛教初期那些大师都是东部人，说的是东部的话，最初这一部佛典，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原始佛典，也就应该是用东部方言写成的。不这样，是无法理解的。
    
　　也许有人会说，这只是毫无根据的幻想。我们说，不是这样。多少年来许多国家的梵文学者的研究结果给我们提供了颠扑不灭的铁证。我们现在就先从印度古代语言的发展方向，从方言的分布方面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古代印度东部主要的俗语是摩揭陀语(M gadh　)。印度古代俗语语法学家醯摩战达罗(Hemacandra，寒月)，在他的《俗语文法》德国梵文学者皮舍尔（R.Pischel）校订出版，分为两部，Halle，1877，1880。里，列举了摩揭陀语的特点：阳性体格单数字尾是 e（Ⅳ，287)，r＞1（Ⅳ，288），s＞s′（Ⅳ，288）。这一些语法现象在别的语法书里也可以找到。此外，他还提出了下面两条规则：
    
　　sas•oh•sam•yogeso’gr　s•me(Ⅳ，289)
    
　　s和s•，在一组辅音之前，就变为s，gr　s•ma是例外。
    
　　t•t•as•t•hayoh•st•ah•(Ⅳ，290)
    
　　t•t•a和s•t•ha变为st•a。
    
　　这两条是别的书里面找不到的，我们不拿来做为讨论的依据对于摩揭陀语一般的叙述，参阅皮舍尔《俗语文法》GrammatikderPrakrit Sprachen，Strassburg1900，§17，18，23.。
    
　　语法学家提出的摩揭陀语的这些特点在古代碑刻里得到了证实。我们拿阿育王碑来做一个例子。阳类以 a作尾声的字体格单数的语尾，在东部碑刻(K.,Dh.,J.)里，的确是 e，而与此相当的西部碑刻(G.)则作 o。r也的确是在东部碑刻里变为l，譬如r j (国王)变为l j ；西部方言的 rabhisu，在西北部碑刻(Sh.,M.)里是arabhiyisu和arabhisu，而在东部方言里则是ala
    
　　Abhiyisu和 labhiyisu。既然语法学家的理论和碑刻完全相同，这一定就是事实，东部方言的特点一定就是这样子，再没有什么怀疑的余地。
    
　　但是原始佛典的语言是否就是纯粹的摩揭陀语呢?根据当时的各种情况和条件来推断，它不可能是纯粹的摩揭陀方言。阿育王时代的官方语言是古代半摩揭陀语(Ardham gadh　)。大概在阿育王以前很多年北印度的流行语言就是这种语言吕德斯《佛教戏剧残卷》Bruchst　ckebuddhistischerDramen，Koniglich PreussischeTurfan Expeditionen，KleinereSanskrit Texte，第1册，Berlin，1911，第40页。。耆那教的信徒说，耆那教的始祖大雄(Mah v　ra)就是用这种语言来宣扬他的学说的，耆那教的早期经典也就是用这种语言写成的吕德斯《佛教戏剧残卷》，第41页；皮舍尔《俗语文法》，第16节。。佛陀同大雄，生值同世，宣教活动的地区又完全一样，很难想像，他们俩使用的语言竟会不一样。因此，我们必须假定，佛陀和他的大弟子们宣传佛教时所使用的语言，佛教原始经典的语言，不会是纯粹的摩揭陀方言，而是古代半摩揭陀语。
    
　　我们对原始佛典语言特点的研究证实了这个假定。原始佛典的语言保留了摩揭陀语的许多特征，像阳类以 a作尾声的字体格单数的语尾是 e，r＞1等等。但是也有同摩揭陀语不同的地方。譬如在摩揭陀语里，三个咝音，s•和s都变成了，而在原始佛典里却同巴利文以及其他西部方言一样，三个咝音都变成了s。这正是古代半摩揭陀语的特点。这些现象都说明，原始佛典的语言不可能是纯粹的摩揭陀语，而是古代半摩揭陀语。
    
　　我们上面已经说过，比较晚出的巴利文佛典、混合梵文佛典、其他中世印度俗语佛典，以及梵文佛典里面比较古老的那一部分都来自同源。他们之所以成为现在这个样子，是经过了一番翻译的手续。由于这些语言在语言形态方面很接近，又因为译者对语言的掌握能力不见得都很高，所以我们就不能要求他们的译文都完全正确。无论是在巴利文里，或者是在混合梵文，以及其他中世印度俗语里，都保留下了一些东部方言的残余。这种保留可能是有意的，他们想保留一些原始佛典里的东西；也可能是无意的，他们的语言水平决定了他们会犯错误。无论如何，东部方言的残余被保留下来，总是事实。学者们给这种残余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摩揭陀语残余”(Magadhismus)。
    
　　我们现在就来分别谈一下这些残余。
    
　　先从巴利文谈起。关于巴利文的性质问题，多年来学者们曾有过大争论，提出了五花八门的看法。到现在，大多数的学者都承认巴利文是一个西部方言。它的语法现象同阿育王碑里面的基尔纳尔(Girn r)石刻基本上是一致的，而基尔纳尔石刻所代表的正是西部方言。所以，巴利文的性质应该说是已经肯定了。
    
　　但是，在这样一部用西部方言写成的佛典里面，特别是在较古的那一部分里，却明显地有东部方言的残余。这又应该怎样解释呢?把这一种现象同我们上面谈到的承认有一种原始佛典存在的事实结合起来看，这个疑问就迎刃而解：巴利文佛典里较古的部分是从原始佛典里“翻译”爱哲顿是反对用“翻译”一词的，参阅《佛教混合梵文文法》，第2页。过来的。摩揭陀语残余就是在翻译的过程中留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