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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绕的弯子似乎有点太大了，但实际上却一步也没有离开本题。我只是想证明：梵文的Buddha，到了龟兹文变成了p　d或pud，到了焉耆文变成了p t，而我们中文里面的“佛”字就是从p　d、pud（或p t）译过来的。“佛”并不是像一般人相信的是“佛陀”的省略。再就后汉三国时的文献来看，“佛”这个名词的成立，实在先于“佛陀”。在“佛”这一名词出现以前，我们没找到“佛陀”这个名词。所以我们毋宁说，“佛陀”是“佛”的加长，不能说“佛”是“佛陀”的省略。
    
　　但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佛”字古音but是浊音，吐火罗文的p　d、pud或p t都是清音。为什么中文佛典的译者会用一个浊音来译一个外来的清音?这个问题倘不能解决，似乎就要影响到我们整个的论断。有的人或者会说：“佛”这个名词的来源大概不是吐火罗文，而是另外一种浊音较多的古代西域语言。我以为，这怀疑根本不能成立。在我们截止到现在所发现的古代西域语言里，与梵文Buddha相当的字没有一个可以是中文“佛”字的来源的。在康居语里，梵文Buddha变成pwty或pwtty（见RobertGauthiot，LeS　radureligieuxOngles Longs，Paris1912，p 3）。在于阗语里，早期的经典用balysa来译梵文的Buddha和Bhagavat，较晚的经典里，用b∨aysa，或b∨eysa（见StenKonow，SakaStudies，OsloEtno grafiskeMuseumBulletin5，Oslo1932，p.121；A F。RudolfHoernle，ManuscriptRemainsofBuddhistLiteratureFoundinEasternTurkestan，Vol 1，Oxford1916，p 239、242）。至于组合字（sam sa）像buddhaks•etra则往往保留原字。只有回纥文的佛经曾借用过一个梵文字bud，似乎与我们的“佛”字有关。在回纥文里，通常是用burxan这个字来译梵文的Buddha。但在《金光明最胜王经》的译本里，在本文上面有一行梵文：
    
　　Namobudoonamodrmoonamosang
    
　　（F W K M　ller，Uigurica，1908，p 11）
    
　　正式的梵文应该是：
    
　　Namobuddh yaoonamodharm yaoonamah•sagh ya。
    
　　在这部译经里常有taising和sivsing的字样。taising就是中文的“大乘”，sivsing就是中文的“小乘”。所以这部经大概是从中文译过去的。但namobudoonamodrmoonamosang这一行却确是梵文，而且像是经过俗语借过去的。为什么梵文的Buddha会变成bud，这我有点说不上来。无论如何，这个bud似乎可能就是中文“佛”字的来源。但这部回纥文的佛经译成的时代无论怎样不会早于唐代，与“佛”这个名词成立的时代相差太远，“佛”字绝没有从这个bud译过来的可能。我们只能推测，bud这样一个字大概很早很早的时候就流行在从印度传到中亚去的俗语里和古西域语言里。它同焉耆文的p t，龟兹文的p　d和pud，可能有点关系。至于什么样的关系，目前文献不足，只有阙疑了。
    
　　除了以上说到的以外，我们还可以找出许多例证，证明最初的中译佛经里面有许多音译和意译的字都是从吐火罗文译过来的。所以，“佛”这一个名词的来源也只有到吐火罗文的p t、p　d和pud里面去找。
    
　　写到这里，只说明了“佛”这名词的来源一定是吐火罗文。但问题并没有解决。为什么吐火罗文里面的清音，到了中文里会变成浊音?我们可以怀疑吐火罗文里辅音p的音值。我们知道，吐火罗文的残卷是用Br hm　字母写的。Br hm　字母到了中亚在发音上多少有点改变。但只就p说，它仍然是纯粹的清音。它的音值不容我们怀疑。要解决这问题，只有从中文“佛”字下手。我们现在应该抛开高本汉构拟的“佛”字的古音，另外再到古书里去找材料，看看“佛”字的古音还有别的可能没有：
    
　　《毛诗•周颂•敬之》：“佛时仔肩。”《释文》：“佛，毛符弗反（b’i＾w t）郑音弼。”
    
　　《礼记•曲礼》上：“献鸟者佛其首。”《释文》佛作拂，云：“本又作佛，扶弗反，戾也。”
    
　　《礼记•学记》：“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释文》：“悖，布内反；佛，本又作拂，扶弗反。”
    
　　〔案《广韵》，佛，符弗切（b’i＾w t），拂，敷勿切（p’i＾w t）。〕
    
　　上面举的例子都同高本汉所构拟的古音一致。但除了那些例子以外，还有另外一个“佛”：
    
　　《仪礼•既夕礼》郑注：“执之以接神，为有所拂。”《释文》：“拂，本又作佛仿；上芳味反；下芳丈反。”
    
　　《礼记•祭义》郑注：“言想见其仿佛来。”《释文》：“仿，孚往反；佛，孚味反（p’i＾w d）。”
    
　　《史记•司马相如传》《子虚赋》：“缥乎忽忽，若神仙之仿佛。”（《汉书》、《文选》改为髣髴）
    
　　《汉书•扬雄传》：“犹仿佛其若梦。”注：“仿佛即髣髴字也。”
    
　　《汉书•李寻传》：“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师古曰：“仿读曰髣，佛与髴同。”
    
　　《后汉书•仲长统传》：“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
    
　　《淮南子•原道》：“叫呼仿佛，默然自得。”
    
　　《文选》潘岳《寡妇赋》：“目仿佛乎平素。”李善引《字林》曰：“仿，相似也；佛，不审也。”
    
　　玄应《一切经音义》：“仿佛，声类作髣髴同。芳往敷物二反。”
    
　　《玉篇》：“佛，孚勿切。”《万象名义》：“佛，芳未反。”
    
　　从上面引的例子看起来，“佛”字有两读。“佛”古韵为脂部字，脂部的入声韵尾收t，其与入声发生关系之去声，则收d。“佛”字读音，一读入声，一读去声：（一）扶弗反（b’i＾w t）；（二）芳味反或孚味反（p’i＾w d）。现在吐火罗文的p　d或pud与芳味反或孚味反正相当。然则，以“佛”译p　d正取其去声一读，声与韵无不吻合。
    
　　把上面写的归纳起来，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结论：“浮屠”、“浮图”、“复豆”和“佛”不是一个来源。“浮屠”、“浮图”、“复豆”的来源是一种印度古代方言。“佛”的来源是吐火罗文。这结论看来很简单；但倘若由此推论下去，对佛教入华的过程，我们可以得到一点新启示。
    
　　在中国史上，佛教输入中国可以说是一件很有影响的事情。中国过去的历史书里关于这方面的记载虽然很不少，但牴牾的地方也很多（参阅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第1～15页），我们读了，很难得到一个明确的概念。自从19世纪末年20世纪初年欧洲学者在中亚探险发掘以后，对这方面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步，简直可以说是开了一个新纪元。根据他们发掘出来的古代文献器物，他们向许多方面作了新的探讨，范围之大，史无前例。对中国历史和佛教入华的过程，他们也有了很大的贡献。法国学者烈维（SylvainL　vi）发现最早汉泽佛经所用的术语多半不是直接由梵文译过来的，而是间接经过一个媒介。他因而推论到佛教最初不是直接由印度传到中国来的，而是间接由西域传来。（参阅SylvainL　vi，Le《TokharienB》LanguedeKoutcha，JournalAsiatique1913，Sept Oct.pp 311～38。此文冯承钧译为中文：《所谓乙种吐火罗语即龟兹国语考》，载《女师大学术季刊》，第一卷，第四期。同期方壮猷《三种古西域语之发见及其考释》，有的地方也取材于此文。）这种记载，中国书里当然也有；但没有说得这样清楚。他这样一说，我们对佛教入华的过程最少得到一个清楚的概念。一直到现在，学者也都承认这说法，没有人说过反对或修正的话。
    
　　我们上面说到“佛”这名词不是由梵文译来的，而是间接经过龟兹文的p　d或pud（或焉耆文的p t）。这当然更可以助成烈维的说法，但比“佛”更古的“浮屠”却没有经过古西域语言的媒介，而是直接由印度方言译过来的。这应该怎样解释呢?烈维的说法似乎有修正的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