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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我们知道，佛教同其他宗教一样，是一个社会现象，一个历史现象；它的产生与发展受时代的政治、经济发展的制约。对创建人释迦牟尼来说，对当时一部分人民来说，一定是先有这个需要，然后才会产生这个宗教；否则既不会产生，更不会发展。如果只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烟(这句话是正确的)，创立宗教的人一开始就存心欺骗、麻醉，或者只说什么傻子撞着骗子，则是把极端复杂的问题过分地简单化了，为我们所不取。
    
　　公元前6世纪、前5世纪，在北印度，是一个社会剧烈变动的时期，有点像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从政治上来看，摩揭陀国与萨罗国互争雄长。从经济上来看，生产方式有某种新的萌芽。从意识形态方面来看，以西方旁遮普为据点的婆罗门保守思潮，与以东方摩揭陀为据点的沙门新兴思潮尖锐对立。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属于沙门体系，有其进步意义。他一方面反对婆罗门的思想控制，一方面宣传一切无常的宗教哲学，成为一个新宗教的始祖。
    
　　世界上很多宗教都宣扬出世。实际上卖命地宣扬出世正是不出世的表现。佛教一旦创立，首先是教主本人，其次是他的一些弟子，就奋不顾身地加以宣传。宣传必有工具。当时还不使用文字，只能使用语言。因此就产生了使用什么语言，怎样使用语言的问题，从而出现了“语言政策”。
    
　　佛和最初的弟子们使用什么语言呢?
    
　　佛本人生在今天的尼泊尔境内。他的母语是什么样子，今天已无从推断。但他一生游行说教在摩揭陀国内的时间相当长。摩揭陀约略相当于今天的比哈尔，有自己的方言。佛在这里用摩揭陀语说法，是意中事。至于他的弟子，出身不同，来源不同；既然都相会于摩揭陀，则使用共同语言，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不规定一种语言为经堂语，并不等于他自己也不说一种语言或方言。Lamotte说：佛到哪里就说哪里的话，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谈到(第一部分第二节)。其他一些学者，特别是贝歇特，也再三强调佛的语言的多样性。所有这些都是主观臆测，缺乏根据。至于有的学者说，说印度雅利安语的人能互相了解，因为都是方言(上面第一部分第二节)，更是缺少根据。退一步说，如果他这意见是正确的话，那么佛只说一种方言，在广阔的地区，就完全能够消除语言的障碍，又何必到哪里就说哪里的话呢?就算是方言吧，也不一定能互相了解。在今天中国浙江、福建一些山区，隔一座山，交谈就有困难。难道印度古代的情况竟这样迥乎不同吗?至于佛说的究竟是摩揭陀语，还是半摩揭陀语，学者间的意见也不一致，请参阅上面第二部分结尾。我自己的看法是，他说古代半摩揭陀语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第一，摩揭陀语不是他的母语；第二，以中国旧日的蓝青官话为例，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摩揭陀国，古代半摩揭陀语就好像是一种蓝青官话。我在上面第二部分第一节已经讲到，它实际上已经是一种Hochsprache，一种linguafranca参阅HeinzBechert,AllgemeineBemerkungenzumThema“DieSptacheder ltestenbuddhistischen berlieferung”，见DieSpracheder lteatenbuedhistischen berlieferung，G ttingen1980，第78页GustavRoth的意见。他说，薄伽梵佛在王舍城和摩揭陀其他地区游行说法时，对人民进话自然要用古代摩揭陀语或古代半摩揭陀语。。
    
　　宗教创立了，现成的语言工具也找到了，释迦牟尼就到处游行说法。传说他第一次说法——用佛教的术语说就是“初转法轮”——是在迦湿国(贝拿勒斯)的鹿野苑。此地是商业中心，贸易通途。可见佛教一开始就同商人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对于这个问题，我有专文阐述，这里不再细谈。不管怎样，释迦牟尼开始说法了。第一次说法，据巴利文记载，着重讲了四圣谛。记载初转法轮的经典比比皆是。请参阅H.Oldenberg,Buddha,StuttgartundBerlin1923，S.142ff.;A.K.Warder,IndianBudhism,Delhi,Varanasi,Patna,1980,p.52.据Fr.Weller的研究，四圣谛最古的本子是用古代摩揭陀语写成的(参阅上面第二部分第二节)。结合我在上面谈到的那些问题，这一件事实是非常有意义的，非常有启发性的。
    
　　在这次初转法轮时，释迦牟尼还讲到两端的问题。不管怎样，最早的学说一定会是比较简单的，不成体系的。现在的佛典，不管是哪一个部派，其中记载的佛教义理都是后来系统化了的，不能据此以推定佛教原始教义。大概后来随着佛教势力的逐渐扩大，离开佛教的原始中心越远，便越感到需要有一部经典。最初的佛典决不会像后代这样体大思精，而是由小渐大，由粗渐精，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这一点切不可忘记。
    
　　现在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原始佛典形成的过程。贝歇特主张，最古的佛典是属于律部的Bechert,NotesontheFormationofBuddhistSectsandtheOriginofM h yana,见GermanScholarsonIndia,Varanasi1973,p.7参阅E.Frauwallner的意见，他认为：部派分裂源于教义。律条的分歧从吠舍离结集才开始。见所著TheEarliestVinaya&theBeginningsofBuddhistLiterature,Roma,1956,p.5.，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先拿中国儒家经典的形成来作例子。学者们公认，在儒家经典中《论语》是最古的、最有权威的一部。其中有许多话可能真正来源于孔子。讲的都不是律条。当然，佛家与儒家不同；可是，难道二者之间竟没有一点共同之处吗?佛经的形成可能有类似《论语》的地方。佛说法时或者平常谈话时有一些常说的话，深深地印在弟子们的记忆中。到了适当的时候，比如说第一次结集时，弟子们聚集在一起，回忆佛语(buddhavacanam)，把佛说话的时间和地点都一一说清楚，然后定了下来。每一部佛经都以“如是我闻”(eva
    
　　Amay rutam)开始，不外想说明事实的可靠性，原始佛典的滥觞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我在这里想举一个小例子。我们在许多佛经中常常看到意思完全相同、词句微有不同的四句话：
    
　　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
    
　　(《长阿含经》卷三《游行经》， 1，17b)
    
　　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
    
　　卷三十六， 24，389a)
    
　　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复受身
    
　　(《四分律》卷三十八， 22，844c)
    
　　我在上面只举了三部佛经，实际上数目比这个要多得多。为什么这四句话总是重复出现呢?我觉得，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这是佛常常挂在嘴上的话，对弟子印象深刻，因而传了下来。依此类推，佛常说的一些话就这样流传下来，形成了最初经典的核心或基础。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扩大，发展，像滚雪球似地越滚越大，最终形成了一部汪洋浩瀚，在量上来讲并世无二的三藏宝典。
    
　　贝歇特提出了佛典形成层次说：第一个层次，在部派形成以前，地区性的僧伽有自己的传统；第二个层次，由于对律的解释不同而形成了部派，教义部派又在律部派内产生Bechert,NotesontheFormationofBuddhistSectsandtheOriginofM h yana,见GermanScholarsonIndia,Varanasi1973,p.8.。这个理论基本上是站得住脚的。按照这个理论，决不能说最早的佛典是律部，因为有了僧伽，才能有律，这个道理不是一清二楚吗?
    
　　同贝歇特一样，Norman也是既有正确的看法，同时又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他说：“在佛生前或死后不久，佛说法时的讲话已经根据听众的记忆收集了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材料形成了一种或多种本子；此时，‘翻译’为其他方言的情况也出现了，也许是因为佛教正向不懂东部方言的印度一些地区传播，或者也因为，由于中世印度雅利安方言继续发展，古词必须去掉。”HeinzBechert,AllgemeineBemerkungenzumThema“DieSpracheder ltestenbuddhistischen berlieferung”，见DieSpracheder ltestenbuddhistischen berlieferung，G ttingen1980，p.75.这个看法应该说也是站得住脚的；但是Norman又否认有什么“原始佛典”，结果不能自圆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