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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慧法师没有辜负虚云老和尚的苦心，顺利通过考试，成为中国佛学院第一批学僧。他学业精进，才与日长。普通班毕业后，他又继续向上，成为中国佛学院首批研究生。

1959年，虚云老和尚进入涅槃的消息传来之后，净慧法师大恸，痛悼之余，为报师恩，他着手汇集、整理虚云老和尚的法语、诗词、开示。

1962年，虚云老和尚圆寂三周年之际，由净慧法师编辑的《虚云和尚法汇续编》付梓流通。谁也没有想到，这本装潢并不精美、印量不足百册的油印小册子，给净慧法师带来的却是无穷的灾难。

1963年9月，净慧法师被打成右派，强迫到乡下，进行劳动改造。

烟波淼淼无处寻，此去春秋十五轮。保任参禅从不辍，冬雪化时满目春。

回顾这段经历，净慧法师说：

我过了十五年的右派生活。尽管我最好的时间在这十五年度过了，但是从人生的经历来讲，这十五年我现在还在受用。我能够有现在这样的胸怀和体魄，对各种事情能够有一定的经验，包括盖房子、种地、待人接物，这些经验都是这十五年中积累起来的。我很感谢这十五年。我的感谢绝对不是讽刺，确实是从内心里表示感谢。这十五年中假设我不是右派的话，作为一个年轻人，对自己把握不住，不知在十五年当中会做出什么事情来。我在中国佛学院读书，要毕业的时候就打成右派了。尽管在那里读了九年书，实际上并没有拿过毕业证。“文革”期间，很多同学正正反反都牵连进去了。我因为离开了北京，所以没有卷入文革的是是非非之中。

1977年有个52号文件。那时邓小平主持党和政府的日常工作，对全国所有的右派、五类分子一起摘帽。因为我的档案被转来转去转没有了，没有机会摘帽子。52号文件以后，有人问我说，所有的五类分子都摘了帽子，怎么你的帽子还没有摘啊？我说我也不知道啊。他们就叫我去找。我只好硬着头皮到我家乡县里的统战部，找来找去说档案没有了，而且名字对不上号。我原来的名字叫净慧，文化大革命反对封资修，宗教迷信的名字更不能要，就起了一个名字。我俗家姓黄，村里的乡亲父老给我起了一个名字叫黄建东。所以人家只晓得有黄建东，这净慧到哪里去找呢？终于找到黄建东的档案，黄建东没当过右派，只有净慧当过右派，两者对不起号来。结果怎么也找不到我被划为右派的档案。不管有档案没有档案，既然是右派，就给摘了帽子。这是1977年冬天。摘了帽子以后，1978年就不要参加劳动了，我在一所中学教了一年书。1978年冬天，中央统战部有一个调令，要把我调回北京。

1979年，过了春节，大概是2月8号，我离开家乡准备重返北京。在这里，我想讲一个关于养我的那位比丘尼的故事。1950年，她被迫还俗，后来生了一个孩子。不管她是否还俗，她都是我的恩人，是养我的母亲，我总是这样认为。我落实政策回北京之前，先去她那里辞行。她非常依依不舍。她对我说：“你这一去很久不会回来了，我的身体又不太好，希望我去世时你能在身边就行了。”我说：“你要有病，打个电报我就回来。”她说：“我恐怕你回不来。你要不在身边，我这一辈子出家一场就等于是白辛苦了。我非常希望我闭眼睛时你能够在身边。”这是她正月初四晚上说的话。正月初五我就准备离开她，回到我自己的老家去。第二天早上九点左右，她做了饭让我吃。我就背着小书包离开养母的家。我走出不到二十米，她就从坐着的椅子上躺下去了。他们赶快叫我回来。我回来一看，她全身出冷汗，就把她抱到床上。这时是十点左右。到下午三点，她就去世了。虽然她不是我亲生的母亲，但她这种依恋之情使我非常感动。我没有想到在我要离开她的时候，能够使她的愿望得到满足。我在那里为她助念、入殓、送她上山，然后才离开。她的愿望实现了，我也最终报答了她抚养我一场的恩德。这件事使我对人生的感触特别深，尽管那时我已经四十多岁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情感，在生离死别之际有这样的感应，对我有很大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