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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时代的中国，文坛政坛不分家。科举制度的确立，使得文学和政治“结姻”，成为了一对欢喜冤家。政治上的平步青云，需要文学上的深厚底蕴；但文学上的“唱反调”，却能让仕途一败涂地。从中唐韩退之到北宋王安石，从明初宋濂到清初纪晓岚，历朝历代，文学家向来是政坛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有时甚至是决定性力量。
    当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陷入“瓶颈”之后，有识之士每每率先掀起的就是文学上、思想上的变革运动。革新人们的思想，为生产发展提供新的动力，进而促进政治改革，这是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发展一条贯穿始终的规律。
    文坛上的混战，由来已久。春秋“百家争鸣”，至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两晋南北朝佛老兴盛，儒学衰微，士大夫无不以复兴儒学为己任，从韩愈到朱熹，程朱理学再次一统江湖。从此以后，大的思想革命不再出现，但以文学为旗号，实以政治为目的的文学论战屡见不鲜。
    当年还在准备科举的王阳明，就很巧合地赶上了这么一次—弘治年间新旧文学的激烈交锋。这段时间的政治气氛已不如明初那么紧张，加之社会经济的发展趋于稳定，人们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自然对于文学上的需求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于是不安现状的激进文学小生们发起了诗文复古运动。
    当时的官方文坛领袖，依然是内阁大佬李东阳，而其内部成员也基本被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诗派”所控制，固守着几十年来一成不变的台阁体诗文。
    而反对派则是以人气巨高的民间文学领袖李梦阳为代表，由包括何景明、汪俊、唐寅和王阳明等在内的年轻才俊组成。他们反对“八股取士”，抵制台阁体，倡导读古诗、学古文，以复古的形式来冲击现有的文学氛围，打破当下呆板僵硬、桎梏不前的文学格局。
　年轻人，有的就是激情。虽然刚入仕途，但心系天下、立志成圣的王阳明，毫不犹豫地加入到这场文坛大战之中。也因为年轻，不知何为运动，何为闹剧。出发点是好的，至于做得怎么样，王阳明自己也不清楚。管他呢，至少还可以先出名，参加了再说吧。
    三次科举，似乎就是对王阳明最好的回应。仅仅考试，似乎与文学革命本无结合，实则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官方意识形态唱反调，自然会暗中受到压制和不公正待遇。之前提到的唐伯虎“科场舞弊案”，看似都是些偶然事件，其实皆有两派斗争之意蕴含其中。
    即使后来中了进士，步入政坛，但很明显，王阳明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文学非学文，从诗从文皆能看出一个人的政见。政见不合，你叫上面的大佬们如何对你产生信任，又如何能让你身居要职？此时的王阳明还没有明白，出入官场，凡事须小心谨慎、低调而为。标新立异虽然会让你声名远扬，但却会让高层产生反感。“韬光养晦”，实乃上上之策。
    但文坛的论战也是对王阳明思想的一次洗礼。在任刑部主事期间，事必躬亲的王阳明因病暂时返乡休养。身体上的病痛是一方面，思想上的困惑同样需要解决。回到余姚的王阳明，自觉养生须选定一块清静之地，于是游遍余姚，终发现一处天然石洞甚为合适，故取名为“阳明洞”，搬而居之。
    在洞中，王阳明渐渐明白了佛老思想与儒学的根本差异。原本还醉心于隐居出世的王阳明这时彻底发现，自己始终还是摆脱不了入世为官的命运。这是为圣为贤的思想根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圣贤一生的奋斗目标，无不是以入世为前提。
    因为养生，所以入洞。因为入洞，所以入世。因为入世，所以移居西湖，准备重新立志。追随先贤白居易、苏轼等人的足迹，此时的王阳明，已不再是那个文坛混战中懵懵懂懂的文艺青年，此刻的他，才即将真正踏入仕途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