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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年，我亲自率领近二百人的弘法团朝礼印度圣迹，是佛教史上阵容最庞大的朝圣团。当时，印度的观光事业不发达，卫生条件也不好，在困难重重中，我们居然包了两架专机，一架载人，一架除了运行李之外，装满了赈济当地贫民的粮食、衣物、毛毯，最难得的是二十一天的行程当中，团员们个个都欢喜愉快，健康无病，让当地导游都啧啧称奇。

经过这一次的带团历练，后来的几次朝圣就不为难了。直到第七度，应北印山区拉达克佛教徒之请前往弘法，才感到最为艰辛困苦。记得我们爬上四千米、寸草不生的峻岭时，已是上气不接下气，秉持着“向困难挑战”的决心，我忍着头痛欲裂的高山症，到各处访问开示，主持皈依典礼。

一九九○年，为了凝聚佛教徒的力量，我组织国际佛光会，短短六年之间，我走访世界各地，在全球五大洲成立了一百多个协会，会员近一百二十万名，成为世界五大社团之一。一九九一年，我跌断腿骨，从手术后的第三天，便开始到各地佛光会弘法开示。一九九五年，我心脏开刀之后，也在一个月以内，借着走访美加视察会务之便，登上海拔四千公尺的落基山脉。凡此，都证明了困难并不足畏，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正视困难，化解困难，视困难为人生进步的踏脚石，要有“向困难挑战”的决心。

在推动佛教艺术方面，我也是凭着“向困难挑战”的毅力开创新局。初到台湾，看到许多青年男女闲时以歌唱自娱，不禁感叹佛教过去虽然借着优美的赞偈梵呗度化了许多信众，但到了今日，因词意难懂，乐曲古雅，以致不易融入现代人的生活之中，殊为可惜！于是我开始撰写歌词，却苦于没有韵文的素养，但凭一颗“不向困难屈服”的愿心，居然也完成了《弘法者之歌》、《菩提树》、《快回归佛陀座下》、《西方》等许多首现代佛教歌曲。

一九五三年，为了弘法的方便，我首开先河，组织佛教歌咏队，一向不喜欢歌唱的我，不但为队员请老师、抬风琴、印乐谱、搬椅子，还要勇于承受保守人士的抨击毁谤。四十年来，我们从乡村唱到都市，从国父纪念馆唱到展演音乐厅，从台湾唱到岛外，从录音带制作到碟片发行，佛教乐曲终于被大家所喜爱接受。回忆当初如无向困难挑战的精神，何有今日？

年轻时我就立志为佛教设立一座宝藏馆，同道们得知，都笑我一文不名，异想天开。如今许多人见我在全世界拥有七个佛教宝藏馆，都以为我神通广大，其实三十多年来一点一滴收集佛教文物的辛酸，实非笔墨可以形容。

办佛教杂志弘扬佛法也是一连串“向困难挑战”的奋斗史，撇开写作的艰辛不谈，像《觉世》，从旬刊到杂志，光是工作的地点就搬来搬去，从台北三重埔的大同南路到信义西街，从高雄市的中山一路到鼓山区的寿山寺，从大树乡佛光山的智度堂到东禅楼，到现在的如来殿。出版的方式则由报纸代印到邮局发行，从几个人从事包装到现在佛光山数百位学生帮忙套袋。记得一九六三年时的一场台风下来，社址所在的三重市变成水乡泽国，我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连夜抢救；在佛光山又遇到几次洪水泛滥，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将资料档案运送到较高的地面。今天《觉世》能够拥有一九五七年创刊以来的合订本，可说是全体工作人员不畏困难，得来不易的成就；每月发行四十万份以上的杂志，历四十余年，也可以傲视历史，如无向困难挑战的决心，何能臻此？

一九七九年，我另行创办佛教第一本综合月刊--《普门》，在当年人力、物力、财力都很欠缺的情况下，又是一件“向困难挑战”的创举，我们凭着广度众生的信念，勇渡难关。近十年来，台湾的杂志社有如雨后春笋一般林立各地，为了吸引读者，充实内容，我作不请之友，在忙碌之余，发心为普门提供“日记”，这一记就记了八年岁月。后来又增辟“百语”专栏，一写又写了六载。我刚来台湾的时候，曾经就着草地、缝纫机或捡来的木板上写作度众，如今在忙碌的行程中，为了及时提供《普门》的文稿，汽车、飞机的座位、讲经弘法的角落全都成了我的书房。

弘法度众的艰辛还不足道，开山建寺才是无比困难，佛光山深沟连连，光是搬运砂石、移山填壑就十分困难，而这里土质又奇差无比，遇水松软，常常好不容易建好的工程，一场雨下来，就被洪水冲垮。为了挡水，我经常率领徒众冒着狂风暴雨，搬沙包，运石头，甚至连自己的棉被都拿出来应急。一九七七年，初创普门中学时，正逢台风来袭，不但吹来的焚风所到之地草木皆枯，而且过境之后豪雨不断，处处成灾。普门中学生活大楼坍塌了，我们一面冒雨抢救，一面为新生办理报到。

数年后，又一场台风，高雄县多处成了水乡泽国，普门中学的山壁也被洪水冲倒，我们一面自力救济，一面为台湾灾区筹募赈济款项。

随着来佛光山的信众日增，相继兴建的朝山会馆、麻竹园、檀信楼已不敷使用。数年前，为了建一座可容八千人一起吃饭的大楼，我再度“向困难挑战”，在经济拮据、施工不易的情况下动工，光是奠基时，打到地下的木桩就有四十公尺之深，如今云居楼终于完工，计有三万六千米建坪，一、二楼没有一根梁柱，上面还有四层楼，人称世界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