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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待遇的工作(2)

记得过去在台湾,著名的台南大仙寺里面有三百多位住众,寺院规定他们在做苦工十五年后,可以换得一间房间居住。如今佛光山的大众连房间的观念都没有,每天沉醉在奉献的法喜中,像慈庄在美国开山时,曾经以马场为家;满彻初到德国时,以车库为房……如果不是诸佛菩萨的威德感召,何能致此?如果不是使命感沛然填膺,何能让四众弟子携手合作,在全球各地共建佛光净土?所以,没有待遇的工作,实则获得更多;不求待遇的人,实则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黄世梁和林秀兰夫妇是四十五年前我在宜兰度化的信徒,那时他们还没结婚,双方都曾要求随我出家,而我当时没有道场,无法教养他们,所以劝他们在家结婚一样可以修行,不必出家。后来他们虽然成家立业,但双方约定,不被家庭所囚,不生养子女。当我建佛光山时,他们结束事业,和我共同开山。二十余年来,黄先生从事水电修缮,黄师姐为大众服务,不但不要求待遇,还将台北房屋的租金捐献给各种佛教事业。发菩提心容易,发长远心难;做没有待遇的工作容易,做几十年还能保持如此欢喜更是大不易了。

有一年,台北的工商界为了要求加薪,纷纷游行街头,示威抗争,一时之间,震动了整个台湾。我在一次集会中,和佛光山近千名员工幽默地说:“你们也可以摇旗呐喊,走到大雄宝殿或朝山会馆前要求增加待遇。”原本以为大家不免也会对待遇提出一些要求,但出乎意料,一位在山上负责清洁扫地的老先生起身发言,说道:“我们不是为待遇而来的,我们是为欢喜和功德而来的。”我问他:“你在佛光山工作有什么欢喜呢?”他说:“法师们遇到我们的时候,都称我们‘老伯’,而且对我们微笑、尊重,种种关怀,在这里工作,有很大的尊严,有很多的喜悦,这些就是无上的待遇,为什么要去游行增加待遇呢?”

“没有待遇的工作”蕴含了多少的乐趣!回想我一生做事,不但没有周末、没有假期、没有暑寒假、没有年节,也从来没有要求过待遇。从前在大陆做小学校长的时候虽有待遇,但我没有领过一毛钱薪水,因为我和师兄说:“校长的薪水,请您一半交给常住,一半交给我的母亲。”

由于十年丛林教育养成我没有用钱的习惯,所以有待遇也像没有待遇一样。记得我初到台湾在佛教讲习会担任教务主任时,发的钱不叫“薪水”、“待遇”,而叫“单银”,每个月可以领到单银五十元。但是我都将这笔钱拿来订佛教杂志或购买图书送给学生阅读。

后来在宜兰念佛会服务几十年当中,每月收到的三百元单银,我用来添置弘法道具,率领青年到各处布教讲演。当时苏澳到瑞芳所有火车站的站长都皈投三宝座下,宜兰铁路局运务段段长张文炳居士认为我们对宜兰佛教有贡献,因此每次看到我们一行多人搭乘火车到各地布教时,都不收车票钱。让我得以将省下的车资做更多弘法利生的事情,至今想来,仍感念不已。布教之外,我将单银余款购买纪念品、卐字项链和青年朋友结缘。那时基督教盛行,挂十字项链者比比皆是,这些可爱的佛教青年们却将我送他们的卐字项链挂在颈项上,露在衣领外面,穿梭在机关行号、市街大道上,引来许多注目的眼光。每次想到当时的情景,都不禁欢喜鼓舞,因为在那个佛教备受压抑的社会里,在那种民风保守的年代里,他们这种大胆的行动是多么勇敢的事情啊!

佛光山开山之初,每逢周末,台北等地都有许多人成群结队朝山,在早课时皈依三宝,我的红包收入也因此有所增加。我一向没有接受待遇的习惯,所以就将红包聚集起来,为大众购买桌椅、拜垫。几十年来,看到信徒上山,所用的桌椅、所拜的拜垫,无一不含藏了我诚挚的心意,偶尔在内心也会扬扬自得。

我经常应邀出外弘法,凡到各大专院校讲学,我一概拒绝酬劳,但企业行号、公司工厂等地方,因为是生产单位,我恐怕不接受显得太过矫情,所以收下来之后,就盘算如何用之于大众。甚至于台湾公务人员集训时,我是讲师之一;成功岭大专青年集训时,我也是教授之一;在文化大学、东海大学,我也曾担任教席,像这些常态性上课的钟点费,我都集合起来购买图书,供大家阅读。现在佛光山别分院几十个图书馆里都有我购买的书籍,当青年们阅读时,虽然不知道书里面有我的心意,但我内心的欢喜,却依然是无与伦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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