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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五年，天下文化出版公司主办“百万传灯征文比赛”，其中，来自大陆的江阅忠先生以一篇《人生永不退票》获得社会组首奖，文中叙述他阅读《传灯》后，对于我一生忠于承诺，永不退票的性格有着深切的感想。当《天下》杂志发行人王力行小姐在颁奖典礼中宣布此事时，昔日点滴一幕幕袭上心头。的确，我这一生为了实践承诺，很少有退票的记录。

一九三八年，年仅十二岁的我陪着母亲沿着江浙一带，寻找在战火中失去联络的父亲。经过栖霞山时，一位知客师问我是否想出家，我随便答了一句：“好啊！”志开上人那时担任栖霞山寺监院，听闻此事，便立刻嘱人找我前去，说道：“小朋友，听说你想出家，就拜我做师父吧！”母亲起初不肯，但是为了信守承诺不可退票，我告诉母亲：“我已经答应他们了。”经不起我再三的请求，母亲只好噙泪默许，独自离去。从此出家近六十年来，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忠于自己的诺言，做好和尚的本分。

一九四九年来到台湾以后，我曾经挂单中坜、新竹、台北等地寺院，因事务不定，所以无法久留安身。一九五二年夏间，李决和、林松年、马腾等宜兰人氏邀请我至宜兰雷音寺驻锡弘法，我欣然允诺。记得那时寺里住了三家军眷，丹墀上挂满了晾晒的衣物，儿童们穿梭其中嬉戏游玩，院落里也堆满了杂物，每次上厕所时，还得移开门口的煤球炉才能进去。总之，周遭的环境根本就不像个道场，但自忖：既已承诺别人，就不能退票，所以便安住下来。四十余年来，雷音寺已经三次翻修，不复当年窘态，而我的户口还长留在宜兰，虽然云游行脚，走遍世界，但我对宜兰的一句承诺，至今尚未退票。

宜兰地处一隅，民风保守，初来此地弘法，难免遭遇一些阻难，但我从不灰心，相继成立国文补习班、青年会、学生会、歌咏队，将学佛风气带动起来，所幸大部分乡民都十分淳朴可度，当地青年的热情诚恳，尤其让人感动，我更加觉得自己当初信守承诺，“永不退票”是正确的抉择。所以，虽然那时嘉义天龙寺、高雄佛教堂、云林虎尾寺、苗栗法云寺、三重一善堂等地纷纷邀我前往住持弘法，但基于对宜兰乡亲不能轻易退票的原则，我都一一予以婉拒。

经云：“弘法是家务，利生是事业。”弘法利生固然是每位佛子无可旁贷的责任，但如果本身不具条件，则效果必定不彰。有识于此，青少年时期我就立志将来要兴办教育，造就人才。

直至一九六五年，我自北部南下协助高雄信徒完成寿山寺的建设之后，发现此处虽地方不大，但因为是高楼建筑，可用空间甚多，乃决定开办一所小型的佛学院。当我正兴致勃勃地拟订招生计划时，一位重要的信徒前来阻止，他告诉我：“办佛学院将来会没有饭吃。我坦白告诉你，如果你办佛学院，我们是不会支持你的。”

办佛学院诚然所费不赀，又无立竿见影之效，很难获得大众的支持，但既然有机会能实现当初的心愿，岂能半途对自己的承诺退票？所以我毅然答道：“非常感谢您的建议，您可以不护持这件事，但是不能阻碍这项功德。”一转眼，佛学院至今已历时三十余载，不但未曾中途退票，而且以历史最为悠久、毕业学生最为众多，著称于台湾佛教界。

一九五七年，张少齐、张若虚父子创办《觉世》旬刊，邀请我担任总编辑，那时我经常在宜兰、高雄两地奔走弘法，想到如果每周再专程到台北从事编辑工作，一来日后车资路费不胜负荷，二来时间不敷使用，恐怕事情做得不够周到，所以答应他们先为代理，期限一到，请其另找高人，并言明万一找不到适任人选时，再来为其效命。

一九六二年，就为了兑现这一句承诺，我再度受其请托，接办《觉世》，至今发行二千多期，每期发行量逾四十万份，在台湾佛教界亦属首创。虽然常常为了不愿退票，我不知历经多少艰辛困苦，但也从办事当中增长了许多智慧，未尝不是人生一得。

一九六七年，我将位在三重的“佛教文化服务处”让售，以所得款项买下麻竹园佛光山的建地，这时台北的同道们取笑我说：“你终于无法在台北发展，只有往南部发挥了。”我回答他们：“我还会再回来的。”三年后，我见佛光山已初具规模，为表示对当初的承诺不退票，就在台北罗斯福路成立普门精舍，聚众熏修；后来迁至松江路，易名为“台北别院”；一九七八年，又搬到民权东路，正式定名为“普门寺”。一九九四年，应信众要求，更在松山火车站旁增辟台北道场，在内设立佛光会、社教馆、美术馆，将佛教与艺文结合起来，在热闹都会中广植净莲。一九六三年，我曾赴马来西亚弘法，数年后，我开建佛光山，这时新加坡福海禅苑住持宏宗法师回台湾湖口探亲，在与我见面闲聊时提及，当时台湾有很多寺院都向新马一带化缘，而他自己就已经收到了三十多本的缘簿。我听了以后，当下告诉自己：我开建佛光山不但不向新马一带的信徒化缘，而且将来如果自己没有力量布施，绝对不踏上新马土地一步。

一九八三年时，佛光山首次组织弘法团至马来西亚时，槟城信众分四路排班列队，跪拜供养，历经数小时，计收到十七万马币，我立刻捐给马来西亚佛教学院，以示兑现心中诺言，不为自己退票。十余年来，我在新马弘法所得一切红包钱，也都悉数资助当地寺院。直至今日，除黎姑因为与佛光山有特别的因缘之外，开山三十年来，我未曾向新、马人士募款。

一九九○年，巴黎明礼法师邀我前往法国弘法，当时一位黄老太太皈依之后，要求我到巴黎建寺，当时我随口说：“好。”回到台湾后，黄老太太与其女婿钟胜利前来再度恳请。为了承诺不退票，佛光山在经济万分拮据之际，由其介绍，在巴黎买下一座古堡，成为佛光山在欧洲的第一座道场。一九九六年十月，国际佛光会在巴黎召开第五届会员大会，古堡道场成为大家流连忘返的据点。看到会员代表欣喜的表情，不禁忆起首度前往探勘时，气温仅有零下两度，我们师徒数人在雪花飘飘中，巡视四周田园风光，随即促膝于古堡一角的火炉旁，畅谈未来，直到天明。至今想来，仍然感到温馨无比，意犹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