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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峰法师是我一生中印象最深刻的老师之一，他在焦山佛学院担任教席时，一口浓厚的温州乡音，令人如堕五里雾中。两年的课程下来，我只听懂他常说的一句：“你们不要做焦芽败种！”然而，这短短的一句话却在我生命里散发出无限的热力。

一九四七年，我从焦山佛学院离开以后，即遵从师命，随他到宜兴白塔山大觉寺礼拜祖庭。这时，当地的小学刚好缺校长一职，有鉴于教育对乡里建设的重要性，我应邀留下，为乡民服务，同时也着手展开我兴教救世的理想。那年我二十一岁。

白塔学校学生二百八十人，老师很少，我不但一人身兼数职，从办理教务到主持训导，从低年级教到高年级，可说是疲惫至极。

在枪声不断的暗夜里，我辗转反侧，无法入眠。想到东晋时代的道安大师，虽生逢战乱之世，却不畏艰苦，行脚各处，聚徒译经，弘法不断；北周时代的灵裕禅师，虽处于毁佛法难，却无视危险，率领同侣，昼读俗书，夜谈佛理……就在他们的努力与坚持下，佛教得以继绝存亡，免于灭教厄运。吾等后辈佛子身受法益，又何忍坐视佛法衰微，甘于做个焦芽败种呢？于是，我决定和同道合办《怒涛》月刊，并且在课余时，冒着生命的危险，赴各地张贴海报，街头演说，鼓吹“革新佛教”的思想。

后来，我见地方不宁，难申己志，而当时机缘已趋成熟，便与一批有心振兴佛教的同道相约，前往南京图谋发展。此时适逢荫云和尚开明接纳，表示愿将华藏寺交付管理，所以我们就当仁不让地接收下来，并且订定新僧规约，要求寺众共同遵守，期能借此引起他寺响应，同为振兴佛教而努力。

当时的南京真可谓风云际会，盛况一时，徐州的《徐报》看重我们虽然人数不多，年纪也都很轻，却颇思有一番作为，所以特来邀请我们编辑《霞光》副刊，宣扬佛法。可见即使是埋在贫瘠土壤里的种子，只要自己本身健全，终会萌发幼苗，钻出地面；即使是生在万紫千红中的嫩芽，只要肯努力伸出枝头，也能引起他人的瞩目。最怕的是已经败坏腐朽的种子，或者正被利养之火熏焦的芽苞，掺杂其中，因为它们只会尽其所能，影响整体的继续生存。

果然，我们的积极作为引起寺内旧僧的强烈反对，他们勾结土豪劣绅，处处对我们施加压力，甚至买通军阀贪官，几次置我们于死地。就在这出生入死的日子里，我将老师的那一句“不要做焦芽败种”提出来，与大家共同勉励，竟然获得一致的共鸣。因为我们都宁可死而无憾于大众的托付，也不愿意生而有愧于十方的信施。

一九四九年，我在深夜唤醒睡梦中的道友、同学，赶搭一班轮船，到台湾续佛慧命。

船身在惊涛骇浪中逆风而行，显得飘摇不定，我目视远方，只见黑茫茫一片，不知所以；再回望故乡，已渐行渐远，渺不可及，心中不免忧恸起来。这时，老师的那句话就像警钟一般，在耳边及时响起。在夜色朦胧中，看着漆黑的海水，竟像极了家乡那条运河，勾起我儿时的回忆，我蓦然惊觉：其实自己在很小的时候，就具有不做焦芽败种的性格了。

记得家乡扬州土地贫瘠，经济落后，里人多以剃刀（理发匠）、菜刀（做素菜）、剪刀（裁缝师）三刀为业，但是我从小就立志做大事，立誓不以“三刀”为伍，后来又看到来乡诵经开示的法师们，个个威仪庄严，在心中自然而然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十岁那年，抗日战争爆发，扬州一些寺院的大和尚成群结伴来乡避难，笃信佛法的外婆获悉，立即煮菜办斋，邀请他们来家里应供。茶余饭后，在大家的怂恿下，我随便认了一个师父。就在他们即将把我带走的时候，我突然仰头问他：“我可以带外婆一起去吗？”

“当然不可以啊！”他慈眉善目地笑着回答。

我又接二连三地问道：“我可以带母亲一起去吗？”“我可以带姐姐一起去吗？”

外婆的坚毅、母亲的明理、姐姐的勇敢，一向是我最钦佩的，但是大和尚回复的答案居然全部都是否定的，令我大失所望，故而就此作罢，不愿跟去。

就这样，我错失了一次出家的因缘，但是我终不于此懊悔，因为一年多以后，我在栖霞山巧遇志开上人，蒙他接引剃度。他，是一位真正为教为民牺牲奉献的高僧大德！

虽说我是志开上人唯一的入室弟子，然而他从不把我视为他一人所有，对我百般呵护，相反地，他动辄给我棒喝打骂，并且将我置于大众之中，让我在大冶洪炉里历经千锤百炼。我常想：如果当年我糊里糊涂地随着那位扬州大和尚出家，在小庙里修行办道，享受丰厚的供养，想必日后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株温室里的花朵，哪里经得起时代风暴的几番冲击呢？

念及家师对我的种种期望，老师们对我的种种教诲，我总是坚定地告诉自己：“无论将来路途如何艰困，我一定不要做一个焦芽败种！”想着想着，不知不觉中，竟然睡着了。当我从微曦中醒来，才发现船已驶进基隆港口。我们一行百余位僧侣上了岸，由北部走到南部，又由南部走回北部，全台湾竟然没有我们容身之地，所到之处，不是吃闭门羹，便是被白眼相待。

我们的脚底磨伤了，衣衫也经不起日晒雨打，破了好几个洞，肚子经常是饥肠辘辘。行脚途中，人数逐渐减少，乃至到后来寥寥无几，最后大家决定各奔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