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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性随和谦让，从小甚得长辈疼爱。一天，一位史老师见我被同学欺侮，对我说：“孩子！你要振作！你要勇敢！这个世界是属于勇者所有！”

我将这句话记在心头，数十年来，自我奋发，精勤努力。现在回顾往事，我自觉也有勇敢的一面。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神州处处风声鹤唳，连故乡扬州也不例外，炮火枪声，街头巷战，时有所见，尸横街头，怵目惊心。在枪林弹雨中，我不仅曾经见义勇为，救活一位中弹受伤的战士，告诉大人用门板送他回后方；逃难时，更有躺在死人堆里的经验。那时，我不过十岁，在家人眼中，我是个胆识过人的孩子。第二年，排行老三的我，随着母亲，离乡背井，去寻找经商失踪的父亲，虽然烽火漫天，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害怕。到了栖霞山，我为了一句不经意承诺的话而毅然出家，说来也算是十分勇敢。

一九四七年，我出任白塔小学校长。那时每天都在夹缝中提着性命度日，但是却从不感到畏惧。

当时佛教积弊甚深，连本身自保尚有问题，遑论发挥济世度众的功效。有鉴于此，我与一班志同道合的僧青年聚集起来，在宜兴创办《怒涛》杂志，到徐州编印《霞光》半月刊，赴松江张贴墙报，发送传单，甚至街头讲演，宣扬革新佛教、迈出山门、走入社会、广利众生的理念，虽然备受旧势力的打压，但凭一股兴教护国的热忱，我们不畏权势，愈挫愈勇。

一九四八年，我们来到了南京华藏寺，蒙住持荫云和尚厚爱，将全寺交给我们管理。我们一心志在复兴佛教，发现寺内陋习甚多，即刻着手改善，制定新生活规约，革新经忏制度，却不料与旧僧冲突日甚，加上我们的思想前进，已然触怒了当地的军阀政客和土豪劣绅。旧僧与官僚遂勾结起来，对我们百般迫害，煮云法师被他们打得死去活来，松峰、松泉法师几乎丧命街头。我任职监寺，每天出生入死，却了无惧意，只觉得强烈的使命感时刻充溢胸怀，鼓舞着我们为教奉献。自忖清末六君子的谭嗣同、革命烈士秋瑾、林觉民等，为了拯救黎民于倒悬，尚且不惜牺牲一己生命、家人幸福，吾等出家大丈夫欲振兴佛教，普泽苍生，若不肯勇敢牺牲，又岂能成事？

一九四九年，我与同道智勇法师相约：他留守大陆，我则孤身来台，共同续佛慧命，绍隆佛种。由于长年深居内地，当时孤陋寡闻的我，对于台湾的印象，竟然还是古籍中所描述的蛮荒瘴疠之地。心中想到：玄奘大师不也历经流沙猛兽之险，只身西行，取经访道吗？古德有云：“为大事也，何惜身命！”我毫不犹豫地承诺下来，孑然一身地到达人地生疏的台湾北部，几经辗转，才独自一人至宜兰弘法，甚至在不了解全省人文地理的情况下，单枪匹马，环岛布教。多年后，不懂英语的我，还曾经数度只身赴世界各地弘法。回想当年一个涉世不深的青年之所以能赤手空拳，不怖不畏地面对陌生的环境及遥不可知的未来，所凭者无非是坚定果决的勇气罢了。

来台初时，举目无亲，我四处寻求挂单，却频遭拒绝，备受奚落，而三餐不继、饥寒交迫则是常有的事，我却从不为此气馁。早年，孙张清扬女士对我礼遇有加，并有意出资送我出国留学，我一贫如洗，却未曾动心，更未尝向她诉穷求援。虽然那时无钱无缘，斗室中连一张陈旧的桌椅也没有，为了接引知识分子，我竟能首开先河，发起大专青年学佛，记得当时优秀的青年吴怡、张尚德、王尚义等，都是参与第一次佛教座谈的青年。

一九六七年，我四处筹款，买下佛光山的土地后，身上仅余微薄的一万元作为开山基金。在当时一般人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如今佛光山的各种建设，不也证明了勇气比金钱的力量还要大吗？

三四十年前的台湾社会民风保守，为了要提倡正信佛教，突破民间杀生拜拜的陋习，我组织佛教歌咏队，利用幻灯片作为弘法工具，开办儿童星期学校，设立学生会、弘法队，带领佛教青年到各地弘法……凡此创新不断招致非议，甚至还有人说我是佛教的大魔王，扬言要杀我而后快。我并不因此而稍有惮色，继续开风气之先，灌制唱片，制作佛教广播节目和电视节目，在佛教节庆时穿插歌舞表演等，反对的声浪接踵而至，我仍一本初衷，坚持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