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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时也为随从的弟子们，制定佛光人的“工作信条”，我希望他们能在工作生活中，确实奉行“给人信心、给人希望、给人欢喜、给人方便”的原则。我把童年的性格和信念，逐渐加以?现，我把青少年时期酝酿在心中的理想，慢慢落实，所谓“国际化、人间化、生活化、艺文化”的人间佛教，就这样确立了。

　　从四十到五十岁的十年之间，因为是佛光山开山初期，点点滴滴，只要是善举，我从不排拒。例如，在自己衣食无着的情况下，筹办大专佛学夏令营；在开山建寺万般辛苦的情况下，设立普门高中，甚至后来相继创办西来大学、南华大学、佛光大学，真的都是“以无为有”，正如《般若心经》所谓的“空中生妙有”。

　　尤其为了“以教育培养人才”，我创办佛教学院，聘请杨国枢、韦政通、陈鼓应、王淮、唐亦男老师等人，到?学院教授《老子》《庄子》，启发同学的哲学思想。乃至牟宗三、唐君毅，甚至韩国的金知见，日本的中村元、平川彰、水野弘元教授等人，都曾邀请他们讲学。

　　另外，为了带动佛教文化，我经常“以文会友”。当时的文学家，如郭嗣汾、公孙嬿、朱桥、何凡、林海音、高阳、司马中原等人，都跟我成为很好的文友，甚至刘枋女士还曾在佛光山长住过一段时间。

　　我对一些学术人才，一向都是非常尊重，所以在一九七七年佛光山成立“大藏经编修委员会”，陆续把藏经加以标点、分段、注解，重新编印成《佛光大藏经》，同时还邀请大陆学者王志远?赖永海、方立天、楼宇烈、王尧、杨曾文、王雷泉、陈兵、方广锠、程恭让等人，将藏经翻译成白话文，出版《中国佛教经典宝藏》。

　　我主办各种学术会议，出版《佛光学报》，后来又发行《普门学报》等。尽管我一生都很努力在为佛教推展文教事业，但是在佛光山开山期中，佛教界的某些领导人放话，扬言要打倒佛光山丛林学院，不准我兴办教育。其实，天主教、基督教在台湾创办了东海、辅仁、东吴等多所大学，佛教界也没有人要打倒它们，为什么我为佛教所办的一所小小佛学院，就要打倒呢？

　　尤其当时我要召开“世界汉藏佛教会议”，因为?获选为“中华汉藏文化协会”理事长，召开这样的会议有义不容辞的正当性。但是佛教人士杯葛我，要大家不要参加，不要跟我合作。我经常带着一种悲悯的心情，想到可怜的佛教，就只剩这么一点生机在苟延残喘，难道我们不能爱惜它、维护它吗？

　　此外，佛光山开山数年之后，由于各种因缘推动，我分别在高雄、彰化、台北设立分院。虽然来自教界与政治的阻力不少，但我顺应时势的需要，不但没有被打压、阻碍，反而以创造历史的精神，后来陆续到美国创建西来寺、中美寺，到澳洲创建中天寺、南天寺，到欧洲创建巴黎道场、德国禅净中心，到非洲创?南华寺，到马来西亚创建东禅寺等。我为海内外二百多所寺院道场订定“传统与现代融和”、“僧众与信众共有”、“修持与慧解并重”、“佛教与艺文合一”，作为佛光教团推展人间佛教的方向，我想这也是佛教发展的时代趋势，所以后来又成立国际佛光会，在五大洲成立一百多个协会、分会，真是“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常流五大洲”了。

　　时光荏苒，人已半百，在五十岁左右，除了在世界各地兴建道场，创办佛教事业以外，这时我想到佛教不能只重外相，应该要有一些实质的内涵。虽然多年来我一直做的都是“人间佛教”的事情，到了五十几岁的时候?才想到“哲学的人生”，因此我对人间佛教开始做了一些规划，我要确立自己的模式来宣扬人间佛教。

　　首先为了让人间佛教有特殊的内涵，我不能不考虑哲学思想上的建立，所以历年来国际佛光会召开世界会员大会，每次我都发表一篇主题演说，例如，《欢喜与融和》《同体与共生》《尊重与包容》《平等与和平》《圆满与自在》《自然与生命》《公是与公非》《人间与生活》《发心与发展》《自觉与行佛》《化世与益人》等，这些都是我在这十年期间所酝酿的思想。甚至对当代的问题，如战争与和平、宗教之间、族群问题、生态环保、安乐死、优生保健?、生命教育、生死学等，我都给予重新诠释。

　　为了诠释这些问题，我在世界各地举办讲座，或是召开座谈会，现在都已经结集出书。尤其我在《怎样做个佛光人》里，提倡佛光人要“先入世后出世、先度生后度死、先生活后生死、先缩小后扩大”；佛光人要“有宗教情操、有因果观念、有惭耻美德、有容人雅量”；佛光人“不私收徒弟、不私蓄金钱、不私建道场、不私交信者、不私自化缘、不私自请托、不私置产业、不私造饮食”；佛光人“以佛法为重、以世法为轻，以道情为重、以俗情为轻，以实践为重、以空谈为轻，以是非为重、以利害为轻”；佛光?“不以经忏为职业、不以游方为逍遥、不以自了为修行、不以无求为清高”；佛光人要“光荣归于佛陀、利益归于常住、成就归于大众、功德归于檀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