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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弘法，比较值得一提的是，我把佛法从寺院带入到“国家会堂”。最早我在台北中山堂、“国立艺术馆”弘法，之后到台北“国父纪念馆”，每年举办大型讲座三天，持续到二〇〇六年，整整三十个寒暑；我每年在香港红磡体育馆讲演三天，每天都有数万人听讲，到二〇〇六年也是整整二十年。 

　　我在八十岁时，曾经宣布要“封人”，意思就是我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与香港红磡体育馆的例行大型讲座，因为年纪老迈，行动不便，所以到二〇〇六年为止，今后不再举办。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不再接触信徒，今后一些小型的讲演、活动，我仍然乐意随喜和大家结缘。 

　　例如，二〇〇六年我在广州中山大学的一场讲演，承凤凰卫视实况录像转播。二〇〇七年我在南京大学，受到校长、院长、主任等人的接待，作了一场讲话。过去我在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也作过演说，其中影响深远的，要算长沙岳麓书院讲说“中国文化与五乘佛法”那一次了。 

　　岳麓书院是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建于北宋开宝九年，为潭州（长沙）太守朱洞先生，继承智睿法师等二位僧人在此建屋聚众的基础而创立。南宋著名的理学大师朱熹先生曾在这里讲学，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蔡锷、谭嗣同、毛泽东等人，也都曾在此受业。 

　　二〇〇六年三月十九日我应邀到此讲演时，适逢天下雨，所有的教授、学生都在雨中聆听，最是让我感动。当天，吴伯雄先生、天下文化创办人高希均教授，都在现场为我助讲，称得上是盛事一桩。 

　　另外，在弘法生涯中，还有一事值得一提，那就是自从台湾有电视台开播以来，我以一个出家人的身份，第一个打破惯例，游走在台视、“中视”、华视等三台，为他们讲说佛法三十年以上，所讲的“星云法语”、“星云说喻”、“星云说偈”等，达数千条之多。 

　　其实说到弘法，一个出家人只要把寺院的行政办好，能够领众有方，也就算是尽到弘法责任了。但是我的志趣并不在此，我希望从事佛教教育，只是碍于自己并没有受过完整的社会教育，同时也没有佛教的教育事业愿意任用我。 

　　既然教育的路一时走不通，那么就来从事慈善事业吧！怎奈自己囊空如洗，也没有支持我的因缘。想想，只有走上“说法度众”一途了。因为讲经说法不需要什么人帮助，只要自己随意在街头巷尾站下来，就可以和民众讲话；即使借用神庙的广场弘法，只要花个十二块钱，向电力公司申请一盏电灯，也就可以集众了。甚至哪怕遭到警察的干涉，第二天也可以再换另一个地方弘法。于是就在这样的信念，以及感谢各种因缘成就下，我走上了弘法之路。 

　　我一生弘法，始终有个信念，就是要弘扬“人间佛教”。这固然是因为自己的性格近于人间，再一方面，我长期从事弘法布教，这当中与其说我增长了信徒的信心，其实更重要的是，信徒们也告诉了我“他们需要什么”。 

　　记得一九四九年夏天，我在高雄凤山的露天广场，讲说“如何医治人生的大病”。当天讲演，从晚间七点讲到十一点，真像马拉松赛跑，已经整整讲了四个钟头，可是现场听众的情绪沸腾，使我欲罢不能，一再喊着：“请再继续讲下去！”我一向很懂得“见好就收”，除了那一次以外，之后的弘法就很少再有超过两小时以上的情况发生了。 

　　在我一生的弘法道路上，其实神道教对我帮助很大。因为台湾所有的神庙广场都是“来者不拒”，并不限定什么人，只要你来商借，他都乐意提供给你使用。台湾各地的庙观广场，诸如万华的龙山寺、新竹的城隍庙、台北的指南宫、玉里的华山宫、北港的朝天宫、高雄的三凤宫等，我都曾经借用作为弘法场所。另外，像各地的图书馆、学校礼堂、工厂，尤其监狱是我弘法结缘最多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