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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所度化的对象当中，大部分都是军人、青年、妇女、学生。我除了到学校布教、监狱弘法外，同时举办乡村同乐会、佛诞游行，等等。我还开办施诊所，?开乡村的冬令救济。尤其每遇台风来袭，我率先赶至灾区，给予受灾民众关怀、帮助。我在宜兰来来去去至今数十年，虽然没有做到“万家生佛”，承蒙大家都称我一声“宜兰法师”，这也是我人生中影响深远的一件事。

　　当时我在宜兰、台北弘法十余年，感觉在台北受到的压力很大，因为这里的会议特别多，每次开会，人家要我参加，如果我不出席，他们会说我不跟他们合作。此外，经常有人请客，一人请客，相继地就有多人回请，常常一连十天、半个月没有回寺吃饭。如果婉拒，他们就说“你看不起我”。尤其那时来自海外的宾客很多，经常要到飞机场?宾送客，如果不应招而至，他们又说“你不帮忙”。

　　为了跟大家合作，为了看得起大家，更为了应该要帮大家的忙，我经常到处应酬，不知道自己住在哪里。所以感觉长此以往，终非久远之计。同时，因为我和高雄也早已有了相契的缘分，我曾经多次前往高雄讲经弘法，都是千人以上的信众听讲；每次来去，聚在火车站迎送的队伍，都在几百人以上。

　　当时高雄的信徒，像和宜兰的信徒展开拉锯战似的，经常想出种种方法，要我南下高雄。终于，我禁不起信徒的热诚，承诺南下协助高雄佛教堂的筹建，以及帮助寿山寺的建设工程。就这样，我又走上?高雄弘法的不归路，就此落脚在高雄，成为我人生的第四个关键时刻。

　　我先在高雄筹建佛教堂，眼看着即将竣工，就把它交给了月基法师住持。我在寿山公园建设寿山寺，这时屏东东山寺要办东山佛学院，住持圆融尼师请我前往任教。我已经答应，但后来她向我道歉，说她所请的院长不同意我前去担任教师。

　　我听闻之后，一点也不介意，我知道培养人才非常重要，当时自己也已经有了寿山寺这个小寺院。所以我认为应该自己来办佛学院，这是当仁不让的事。

　　那时候我蜗居在只有八十坪的寿山寺，虽有五层楼高，但是两班学生有六十人，已?把各个楼层挤满，其中有一班学生还得在纳骨堂里上课。学生们不但不忌讳，甚至还对着骨灰罐的相片，和亡者建立起友谊。其中有一个公路局的车掌阿秋小姐，因车祸意外身亡，她的父母几乎每天都带水果来灵骨前祭拜，学生们也帮忙关心灵骨，同时分食祭拜后的水果。生亡同乐，也是一趣。

　　寿山佛学院虽小，但每年都要招生。一九六六年第三届招生时，寿山寺的有限空间，实在无法再容纳新生，因此商之于慈庄、慈惠、慈容，把坐落于高雄火车站前的佛教文化服务处出售，得款五百五十万元，买下高雄县麻竹园山坡地二十余公顷，着手筹建校舍，把寿?佛学院迁移至此，改名为“东方佛教学院”。之后陆续建设，成为今日的佛光山，这就是影响我一生的第五个关键时刻了。

　　其实，最初我并没有很大的志愿想建大丛林来安僧度众，再说我也没有雄厚的经济力量。之所以创建佛光山，一是因为寿山寺实在没有办法安置学生；二是当时由越南来华投资兴学的褚柏思夫妇，因为经济陷入困境，亟待救援。于是我毫不考虑，不管他们所拥有的这片麻竹园土地，是否对我有用。当时只是纯粹为了助人一臂之力，因此毅然买下佛光山现址。现在回想起来，那已经是一九六六年的事了。翌年，也就是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佛光山举行奠基典礼，建寺的工程于焉展开。

　　当时正是佛教弘扬最低迷的时期，因为“总统”夫人宋美龄女士信奉基督教，她非常排斥人民信仰佛教，所以一般公教人员就业填写个人资料表时，都不敢承认自己是佛教徒。面对这种非常时期，我心想“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打起招牌，就把寺院定名为“佛光山”，当然是希望“佛光普照”之意。

　　当我买下佛光山麻竹园的土地之后，特别租了一部游览车，号召信徒上山参观。但是车子开到山下后，必须徒步走过一条杂草丛生的小径才能上山。满车的信徒，大家都不肯下车，甚至还说：“这种地方?鬼都不会来！”

　　信徒情绪性的语言，我听了并不感到失望，只有请大家在车上等待。我一个人上山，花了两小时，绕了一圈回来，心想：没有关系，鬼不来，只要人来、佛来就好了。

　　不过，等到真正着手开山之后，才出乎意外地发现，这块土地简直无法使用。说来实在叫人难以想象，现在的不二门前，当时是两座小山、三条深沟，我请来推土机，把两座小山的土，推到三条深沟里，才勉强填出一方的平地。

　　最初填平的这片土地，虽然不是很大，只有十余公顷，但是因为经年累月遭受雨水冲刷，土壤流失严重，有的山沟真是深不见底。我从?下高屏溪，总计大约买了上万辆卡车的沙石，才填出现在佛光山的这块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