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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走后的第一天下午，我在小净室里，听到外面传来高亢的吼叫声，夹杂着棍棒击打的声音，很是讶异，就偷偷地从门缝里往外观看。只见之前问我要不要?家的那位知客弥光法师，正拿着一根门闩，死命地打着一位跪在地上、负责照顾大雄宝殿的香灯师，甚至还用脚踢他。因为打的力道很大，门闩都给打断了，碎裂的木屑四处飞舞，散落一地。

　　那位可怜的中年出家人，一再跪地求饶。原来他在大雄宝殿里私自化缘，接受信徒的五块钱供养，因此受到严厉惩戒。当时我并未心生胆怯，只感到这也是对我的当头一棒，我知道做一个出家人，不应好名好利，不能私自化缘，所以后来佛光山的建设，点滴归公，从来没有人敢私自化缘。

　　到了第二天，我想师父也感觉到，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子，整天把他关在一小屋子里，总不是办法。因此很快地就把我送到栖霞律学院，和那些比我年长许多的学长同住、同学，于是我就这样开始了将近十年苦难的丛林教育生活。

　　首先我在栖霞律学院就读，六年后升学到焦山佛学院。两年后，也就是我二十岁那年的冬天，我离开焦山回到祖庭大觉寺。在大觉寺期间，我做过短期的小学校长、寺庙监院、杂志主编，后来还到南京担任华藏寺住持。直到二十三岁那年，我率领了僧侣救护队来到台湾，这是我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

　　当时我刚接任南京华藏寺住持不久，同学智勇法师自告奋勇，要组织六百人的僧侣救护队。因为当?各地战俘、伤兵众多，死难的军民亟需救助。初时我并未动心想要参与，但在筹备两个月后，他们忽然打退堂鼓，不再组织僧侣救护队前往台湾了。

　　我一生最不喜欢人“退票”，因此就说：“你们不去，我去！”智勇法师欣然同意。我即刻请人从南京新街口，走了八九小时的路程到栖霞山寺，禀告当时已升任住持方丈的志开上人，说我有意到台湾。师父即刻赞成，并且叫来人带回十二块银元，以壮成行之志。

　　这时由智勇、惟春等同学所倡导的僧侣救护队，已经剩下不到六十人，早已不成队。所以我临时又再募集了大约一百人，但是真正上船的，只有五十多人。抵达台湾后，人数实在太少，既不成团，也不成队，同时也没有团体愿意收留我们。经过几天的投石问路，因缘实在不具，因此僧侣救护队也就只好解散，大家各奔东西了。

　　正当这个时候，由陈辞修（陈诚）先生主政的台湾，政治情况恶化，当局严格查管不明人员的流动，因此我也遭到警察逮捕，被关在桃园的一所仓库里。感谢孙立人将军的夫人孙张清扬女士，以及“立委”、“监委”们的大力营救，我才能九死一生，逃过劫难，并在台湾居住下来。

　　期间，香港的师友虽然也济助旅费，要我前往香港，可惜带钱到台湾的人没有找到我，?为当时我被政府拘留。等我获释出来之后，他已经回到香港，彼此缘悭一面，让我的“香港之旅”不得成行。

　　除此之外，当时也有一些不认识的信徒，辗转来信，要我前往瑞士，甚至马来西亚的佛教会，也希望有布教师前往弘法。但我都因为旅费无着，同时也自感语言不足，所以不敢贸然前往，于是我就这样安分守己地在台湾住了下来。

　　最初我住在中坜圆光寺，后来挂单在新竹青草湖灵隐寺，分别主编《人生杂志》，以及为台湾佛教讲习会教书，余暇时间就撰写《玉琳国师》《无声息的歌唱》等。但实际上这时候我的弘法重点，已经慢慢转移到宜兰了，在宜兰展开我的理想，到各个乡村弘法布教。

　　我于一九五三年春天到了宜兰，这又是我人生的另一个关键时刻。我在宜兰念佛会成立青年团体，成立文艺社、歌咏队、补习班、读书会，广泛摄受、度化青年学佛，我用连环图纸戏、幻灯片等道具辅佐传教。一些儿童、青年、妇女、有神道信仰的初机学佛者，听到我们弘法的宣传喇叭声：“咱们的佛教来了！”他们都深受感动，纷纷到我指定的地点聚集，助长了佛法的弘扬，也提升了我传教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