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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我又陆续收购旁边的山坡地，最初一甲土地出价一万元，到后来竟然每坪要价十万元。当时因为经费拮据，记得建设第一栋房子时，我想应该要建一间斋?，以供大众过堂吃饭之用，但是限于经费不足，我交代工人，只建八尺高就好，以节省经费。

　　当八尺高的墙砌好，窗户也有了，正要建屋顶时，一位叫吴大海的先生忽然捐献新台币十万元。我立刻把八尺高的斋堂增高为十二尺，但是窗户已经做好了，怎么办呢？当时我就说：“那有什么关系，就在窗户的上面，再加设一层窗子，不就可以了。”所以现在佛光山的旧斋堂，一层楼的房子有两层窗户，这在建筑学上，也算是奇事一桩。

　　为了感谢吴大海先生的捐献，我把东山所建的水塔，取名为“大海之水”。佛光山开山初期，将近二十年内，都靠这个?塔蓄水，供应数百人饮用，不但解决山上大众的用水问题，也让草木生光。另外，在佛光山建设之初，统一的吴修齐先生、南丰的潘孝锐先生、虹牌油漆的张添永夫妇，对山上的资助最大。

　　佛光山的第一栋房子，也就是“东方佛教学院”，院舍落成时，上山参加典礼的人数超过五万人；大悲殿落成当天，“内政部”部长徐庆钟先生亲自上山主持，参与的信众、游客，超过十万人以上。

　　佛光山自一九六七年开山以来，便获得海内外信徒的大力支持，我虽然未曾出外化缘，但是感谢十方信徒，以及护法龙天的护持，在诸佛菩萨的加被之下，开山四十年?佛光山，也真是做到了“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长流五大洲”。

　　佛光山开山后，我担任主管十八年，当硬件建设和弘法事业稍具规模时，我宣布退位，经过“佛光山宗务委员会”共同推选，产生第二代第四任住持心平法师接掌佛光山。

　　我的退位，主要是希望对“世代交替”的传承问题，做个示范。那年我五十九岁，正当身强体壮的时候，忽然宣布退位，外界人士一时不明所以。其实我在佛门里，自从懂事以来，曾经决心不担任住持，也不想做一个行政事务僧，我自认为应该以弘扬如来家业为职志，所以对文化、教育，我乐此不疲，尤其对弘扬佛法?到处讲经，一直表示我的“乐说”。

　　我在宜兰数十年，虽然雷音寺只是一间小庙，我将之重建两次，但都没有担任住持。我创建高雄寿山寺，也是请来善定、慧定两位法师当家。我总想尽量地远离寺院行政，但后来为了发展佛教事业，我知道还是需要有一个据点，因此不得已才开山，却从此陷身在建寺工程中。

　　创建佛光山期间，虽然我仍然在佛教学院上课，到各地弘法，但是工程的规划、监管，以及经费的筹措等，我都亲自负责。当一切都有了相当的成果，可以做一个交代时，我想到，为什么不培养后代弟子来继承呢？于是，在一九八五年，我毅?宣布退位。

　　记得当时对外发布消息以后，意外地接到“总统府”给我的电话，说不可以叫“退位”，要我改为“传位”，因为有影射蒋经国也要退位的意思，所以后来改为“传法”。

　　由于当时电视台的采访，报章杂志的刊登，甚至《中国时报》的社论，都评论、报道了此一“退位传法”事件，一时大家都说我为佛教和台湾的企业界，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其实，我觉得各界的领导人，不一定要做到“至死方休”，生前就应该选定接班人，让事业有计划地发展，才能永续经营。那个时候，台湾企业界的第一代创办人，也都在位二三十年了，?为我的“退位传法”，证明“后继有人”确实重要，因此引起大家对这个问题的思考、重视。想到我以一介僧侣，能够引导社会的进步，也是足堪告慰。

　　我在佛光山开山建寺十八年中，感到最苦的事，莫过于社会给我的各种讥评、毁谤。例如，说我是“政治和尚”，说佛光山“商业化”等。其实说到政治，我是最不具有政治性格的人，我一生没有进出过政府机关，没有接受过公家的补助，甚至开山之初，美国的一位善士，主动发心想要捐献五千万元，我都予以婉拒。因为如果我接受他的巨额捐款，将来他说寺院都是他兴建的，我会对万千信者感到抱愧。

　　因此对“政治和尚”这个称号，刚开始我很放不下，直到后来电影导演刘维斌先生跟我说：“‘政治和尚’也没有什么不好，有人想要受此封号，还不可得呢？”甚至也有人说：“所谓‘政治和尚’，就表示你在社会上有力量，何况佛光山经常有官员上山访问，又怎么能说你与政治无关呢？”

　　想想他们的话也不无道理，再说佛教也讲“不依国主，佛法难立”，所以从此我就稍感释怀，不再引以为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