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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有一天，记得是一九四八年二月，半夜里被人叫醒，睁开双眼一看，几十个武装军士用长枪短枪对着我，喝令道：“不要动！”我当时并不害怕，只是不?道这究竟是什么军队。正当我还在纳闷时，不由分说地已被五花大绑，强带着跟他们在黑夜里穿过田野，越过荒原。大约一小时后，我被带到一所空屋，里面早已捆绑了数十人。我一到达，其中一个看起来像是长官的样子，大吼一声：“把他吊起来！”所谓吊起来，就是用绳子扣着两手的大拇指，悬空垂挂在那里。

　　我当时一听，心想这下可能要受苦了。但是随即看到他身旁的一位同伴在他耳边耳语两句，他马上说不要吊我，只把我捆绑在一旁。于是我就待在这间空屋子里，看到今天枪毙两个人，明天原本健康的人，好端端地被带出去，不多久就皮开肉绽地?用门板抬了回来。

　　这时候我想到佛教说的：“眼看他人死，我心急如火；不是伤他人，看看轮到我。”就这样到了第十一天，忽然叫到我的名字。我被用绳索捆绑着带出空屋，也不知道将会被带往何处。只见一路上，五步一哨，十步一岗，大家如临大敌一般。我心想，这必定是要把我绑赴刑场，应该是要被枪决了。

　　一个人面临死亡的那一刻，心里的感受如何？一般人很少有这种经历。当时我并不畏惧，只是感到万分遗憾，心想：我才二十二岁，到这个世间上来，什么事情都还没做，就这样又悄悄地离开了人间。师父上人一定不知道，此刻我就要被?决了，母亲也不知道，她的这个儿子只能活到二十二岁！人生真像水泡一样，“啵”一声，水泡破灭了，世间一切又归于平静。

　　这样想着想着，已被带到另一间屋子里，只见里面放着各种刑具，包括老虎凳、铁钳子、铁链、三角带、狼牙棒、木棍等。我以为免不了要受刑，如此即使没有在刑场上被枪毙，也是活罪难逃，最后也会跟其他难友一样，皮开肉绽地被用门板抬回去。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结果完全出乎意料之外，那位主管竟然当场释放了我。我记得当天由师兄带我回寺，途中所经的道路虽然屈曲，但还算平坦，可是我的双脚却不听使唤，?路上就像跳舞一样地回到寺中。我并不是因为害怕而颤抖，只是经过十多天的关闭，两只脚已经不善于步行了。

　　我在宜兴的那段岁月，被关了十多天的土牢，竟连对方是什么党、什么部队都没有搞清楚。这时我思忖着，虽然又从“死亡边缘”逃过一劫，但是当地的治安如此恶化，实在不宜再逗留下去，因此告别师兄，回到南京。

　　在南京，初任华藏寺监院，再任住持。但因时局实在动荡，尤其徐蚌会战，国民党失败，南京已经陷入一片纷乱。在京沪的路途上，逃亡的难民之多，大家争先恐后地抢搭交通工具，有的抱着火车头，有的人盘踞在火车上，?脚在车内，一脚在车外。路边的死尸随处可见。我目睹此情此景，心生不忍，因此发愿集合同道，希望组织“僧侣救护队”，救伤恤亡。

　　然而，“僧侣救护队”岂是民间之力所能组成？只有寄望公家机关能够成全。那时我指望“僧侣救护队”能做一个短期的训练，唯一可去的，就是台湾。所以在二十三岁那年的夏天，我领导了七十余名僧青年和一群男女青年，抵达了事前茫无所知的台湾。只是从此我又寄身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行走在“生死边缘”的险路上。

　　我在一九四九年夏天来到台湾，但是没有入台证，幸经前“内政部长”吴伯雄先生的?翁，时任“警民协会”会长的吴鸿麟老先生出面为我作保，我才得以获准留台。但是当时台湾省政府听信广播，说大陆派遣五百位僧侣到台湾从事间谍工作，因此我和来自大陆的一群僧青年，不分青红皂白被分别关在台北、桃园等地。

　　其中，慈航法师被关在台北，我和律航法师等一行十余人，被关进桃园的一所仓库里。有一天，忽然传来命令，将我们绑起来拉去游街。走了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来到一所警察局，里面一人见状，大骂一声：“谁叫你们把这些和尚带来的，赶快带回去！”于是我们又被带回仓库，就此在里面住了二十三天。

　　最后幸经孙?人将军的夫人孙张清扬女士、曾任“台湾省主席”吴国祯先生的父亲吴经熊老先生，以及“立法委员”董正之先生、“监察委员”丁俊生先生等人营救，才把我们从鬼门关前拉了回来。

　　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里，人民只要一经逮捕，很少能活着出去的。即使侥幸获释，也已遭刑求而伤筋断骨，体无完肤了。我们虽然没有死于冤屈，也没有受到刑罚，但从此难获台湾各地寺院的信赖，他们不能接受来自大陆的僧青年。不少人到处挂单遭拒，在生存艰难的情况下，许多有为的僧青年就这样流失了，殊为可惜。

　　其实也难怪，因为当时距离一九四七年?生的“二二八”事件为时不久，我们在台湾很自然地就遭人排斥、误解。事实上，“二二八”的悲剧，是民族的不幸，当时台湾人民死伤很多，但是大陆人士伤亡也不在少数。今日评论“二二八”事件，完全忽视大陆人民死难的事实，坦白说也并不公平。

　　在那一段居无定所、颠沛流离的岁月里，我非常感谢慈航法师喊出“抢救僧宝”的口号，以及妙果老和尚对我的厚爱，特别留我在圆光寺安单。我也感恩图报，尽力为寺中的大众服务。只是我在台湾，还是一直生活在“白色恐怖”的不安之中。例如，我被邀请到台中编《觉群周报》，这是太虚大师在抗日战崙胜利后，于上海发行的一份刊物。我从中坜到台中，只编了一期，听说警察要逮捕我，吓得我再也不敢到台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