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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从我七十年以上的出家路走来，除了前面提及的几个重大因缘转折，成为我人生的“关键时刻”以外，也有很多小事情，都对我的人生关系重大。例如?早在四十多年前，我在宜兰监狱弘法布教，当时狱方就有意要请我当正式的教诲师，并说要替我向上级呈报。但是我认为当一名教诲师，是为社会服务，是要做众生的义工，如果把它当成职业，就失去了意义，所以当时并没有应允。

　　另外，台北“中央广播电台”也曾有意请我专职为他们撰写广播稿，然而我宁可免费为佛教的杂志撰文，也不愿意一篇一百元地为了稿费而卖文维生。甚至台北《自由青年》杂志社的秦江潮社长，因为读了我撰写的一篇《茶花再开的时候》，特地亲到中坜，邀请我到台北担任编辑，我也断然婉谢，我想：“和尚都做不好，怎么可?去做其他事情呢？”

　　我立志要把和尚做好，要做一个真正“弘法利生”的出家人，因此早在五十年前，天龙寺要请我担任住持，由于当时慈航法师告诉我，希望我先去住上半年，之后才正式晋山当住持。我当即回绝，因为我不想当个小媳妇。

　　乃至初到台湾时，至少有三十所大小寺院，先后都想请我前去负责领导。但是在佛光山开山之前，我立志不担任住持。建设佛光山以后，我规定除非有特殊情况，否则不能随便接受别人的寺院。由于我“不贪心”，因此佛光山至今在世界的二百余所寺院道场，从来没有产权纠纷的问题发生，自然也就不会横生枝?而造成无谓的困扰。

　　另外，长期以来在台湾地区乃至海外，也有不少单位、团体，先后邀请我前往从事文教工作，只是我一心就想为“中国佛教会”工作，偏偏没有这个机会。不过虽然“事与愿违”，但是人生有很多的关键时刻，我认为重要的是“非义不取”、“非礼不受”、“非正不要”。

　　人的一生，思想上的、利益上的、人情上的、时空上的，都有很多的关键时刻，有时因缘指导我们，但是性格也会影响我们。有的关键时刻，因缘稍有错失，对未来就是弥补不了的遗憾。

　　人生的关键时刻，不只是事业的转换，也不只是遭遇的因缘，我?内在的起心动念，对人生、社会，都有重大影响。我一生除了上述几个重要的关键时刻以外，我的思想、观念、精神、习惯等内在的因素，也都影响了我的人生，成为关键时刻，例如：

　　第一，正确的观念：我一生的信念，都是秉持“以众为我、以团体为依归、以别人的需要为需要”。例如，我从来没有一个人独自到某一个地方去，也从未一个人居住在哪个房子里。几十年的岁月，我都活在“大众”中。

　　我一生中，不管走到哪里，都是一群人跟着我，他们都是我的徒弟，但也都是我的兄弟姐妹，甚至信徒，我都把他们当成是老板、上司、领导，他们?是我的师友，我的助缘，我的眼耳鼻舌身。平时除了到寺庙，或者到各个学术团体讲演之外，我不会走访世俗人家，也不会到百货公司、市场、商店去采购物品。佛光山的土地、房产、财物，都不在我的名下，甚至银行里也没有存款，所有信徒的馈赠，我都分享给大众。

　　我坚持“以无为有”、“以众为我”，因为这样的观念，让我深深体会到“众”的力量、“无”的无限、无量，但是这种观念的养成，需要有很好的性格。

　　回忆二十岁那年，虽然学生生涯“一穷二白”，但出家十年，总有一些衣单、文具。当我离开焦山的时候，连一个手提袋都没带?，只有留下一句话，我告诉同寮的同学：“你们喜欢的话，就分别拿去吧！”

　　我二十三岁时又聚积了一些衣物，当我决意到台湾时，也只是交代说：“所有在家人能用的被单、枕头，交给我正外出谋生的弟弟。出家人能用的衣单、物品，就交给同学智勇法师。”

　　我经过了这两次“喜舍”的实践以后，自知我有“能舍”的性格。所以后来一直本着香严智闲禅师的“处处无踪迹，声色外威仪”，我自觉“能有能无”、“能多能少”、“能大能小”、“能舍能得”。人有无限的“潜能”，为什么我不能做一个无所不能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