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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过

盖庙的事决定了之后，大家又设法筹款，首先由马靖东请他的科长，化孙督军五百元现洋，作开办费。其他有孙道尹钟午，陈镇守使，商务会长孙秀山，蒋洁珊；以及督军行署，各科长科员马靖东等：联名发起，并分头筹款。首由蒋洁珊慨捐盖庙地基二十余亩。蒋是一个大慈善家，过去曾做过军官，除施修庙地基外，又捐房子一所。孙秀山联同长春商界协助，陈镇守使在政界方面给帮忙，孙道尹为力也很大。第一次给募了一万余元，备买木料。当时因我尚在万寿寺办学，对修庙的事只能从旁帮忙筹款，对于经理一切修庙事情，首由吉黑慈善联合会诸善士负责办理，他们派赵玉田居士为监工。（庙修好之后，这人亦出家。）

般若寺因筹款难，并不像极乐寺修的那么容易，断断续续的修了十几年。第一次动工得长春各大护法资助，时于冲汉，也皈依三宝，自助三千元以作提倡。第二次动工有田树滋，袁念慧两位护法，竭力提倡募化，到了第三次才得竣工。

最初地基打好之后，让我计画怎样修法，我想若钱多时，可以另修大殿，先修的做前殿；钱少时，前殿就作为大殿。经过几年工夫，把庙修起来了，还没等开光，正赶日本人在长春修马路，庙地基碍事，要全拆！这真是不幸的事。后来经交涉，给拿迁移费，社会局又另给找一块地皮四四方方比原先那个地方还宽敞，还适当把前庙拆除之后，所有新建筑费，完全由社会局拨款包赔！这一来，大家都很省事，修起来比原先还好！
一九三二年，澍培法师就到长春替我照顾建修般若寺，直到把般若寺迁移到另一个地方，都是他在场，策划建筑，这是他和般若寺的一点历史渊源。他原籍是锦州人，一九二一年，我在万寿寺第一次办学。他就在那里当学僧。二五年，我从哈乐滨去北京，应柏林寺讲经，经过锦州，澍培法师的师傅致庵老和尚，又荐其徒跟我去北京听经。那时极乐寺一切责任，完全由我负责，我走后，交督监师智光与定西法师代办。我刚到营口，定西法师也跟来了，我问他有什么事？他说要跟法师去听经，我想这必有原因，大概极乐寺的事，和台源不能合作，自己又不好意思说，详情我不知道，于是和澍培、定西、我们三人一起到北京。在柏林寺讲过经之后，又在弥勒院办学。澍培师在弥勒院又跟我第二次当三年学生；以后在那里当教授。一九三二年至三九年间，在长春般若寺，充第一任住持，至三九年退座交善果法师。

一九二七年我在北京弥勒院办学，时张作霖在关里为大元帅，杨麟阁为总参议。他的同学赵荩臣与张作霖不睦，杨麟阁请他做官，他不干。赵很信佛，我和他在奉天时，即认识。杨的公馆是前清多尔衮王爷府，杨又加以修筑，里面很讲究。

杨麟阁听说我在北京讲经，想听经，乃和赵荩臣说：“听说有位倓虚法师讲经很好，我想听听经，因为时间太忙不能去，你为我代请，我也抽空闻闻佛法。”

赵荩臣把这话和我说妥，定好日子，每天晚上，杨麟阁下班，汽车来接我，晚上讲经，明天早晨再用汽车送我回去。当时我想，杨正在做官当令，可以借这机会与他接缘，将来对佛法或者不无裨益；且般若寺正修大殿缺款，万一在这时得点缘法，对修大殿的事，能解决不少困难。所以当赵荩臣和我说要请我讲经时，遂慨然允许了。见面后，两人一谈很投缘，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