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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刊印大藏经，创始于北宋开宝时的蜀刻，宋以前的佛经刻本，都是单行本，其他或写在纸上的；或刻在石上的，早就有了。

清光绪二十六年（一九00），甘肃敦煌县鸣沙石室中，发现大量古代写经。当时被英人斯坦因；和法人伯希和，运走了不少，剩下来的残卷，由北京图书馆保存起来，也有数百种。计写本中，上自西晋元康（二九一—二九九，）下及宋代太平兴国（九七六—九八四）所得历代写本很多。另有河北省房山县，云居石室中的刻经，是隋朝大业年间（六0五—六一七），僧智苑法师发心创立的；为防法灭，凿岩为室，磨壁刻经；又将方石块，各面磨刻，每一室满，以石塞门，熔铁封锢，这种艰巨工作，直到唐贞观十三年，（六三九）智公入寂时，已满七室。智公亲身，勤苦经营，凡三十四载，直到其入灭为止，所谓“将此身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厥志至足钦佩！此后师资相承，凡历五代，刻完了华严、涅槃、宝积、般若、四大部之一半。辽代时，在王室倡导下，完成了大乘四大部，又续刻其他佛经八十四部；并在云居寺西南，造十一层砖塔，下面也埋藏了无数的石经。古人为防法灭，刻石经埋藏于地下，较诸近代刻木版，乃至活字排印，困难奚止百倍！

中国历代所刻的藏经，到现在为止，只有龙藏版片尚存（在北京柏林寺），其余都损坏不见了。藏经的印本，除明之南北藏、嘉兴藏、与清之龙藏外，其他也都残缺不全了。自清龙藏刊布后，百纳藏，不过是各处流通本的大杂会；频伽藏只是依弘教藏而删去校勘记的。入民国以来，虽已三十几年，但还没有一部新修的像样的大藏经，仅做了点影印现成的工作—如影印□字续藏和碛砂藏，—虽然有民国增修大藏经会的成立，（会址上海吉安路法藏寺内）可是限于三方面的缺乏：一者能修的人才；二者所修的法材；三者所需的资财；尤其感于后者一方面的缺乏！没有热诚的外护，延迟到现在，还没有见出什么成效来，这是国人应深引以为憾的！一般人的错误心理，以为世局不太平，哪还有闲工夫来过问修藏经的事，其实不然，如果人们对历代国势安危和佛教的关系，稍一留意的话，就知道佛法对世道人心的潜在力量是如何重要了！例如印度，在阿育王时代，佛法最兴盛，而国运亦最强盛！到了近代，印度佛法衰微到了极点，出家人没有了，国运也随著完了。日本人素来都很信佛，佛法兴隆之际，也就是国势鼎盛之时；高丽曾先后两次受契丹与蒙古侵袭，藉显宗、高宗、先后发愿刻藏的感应，而国祚得以保全。以后高丽人都不信佛了，国运亦慢慢趋于灭亡了。其他如东南亚各佛教国家，只要有佛教存在的，人民很少遭到大的灾劫；佛法兴盛，而国运亦随著兴盛。拿我们中国来说，唐朝的译业兴隆，佛法兴盛，是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可是唐朝的国势人文亦最强，也是中华民族的鼎盛时代！自唐以后，历代国势的盛衰；几与佛教的盛衰成了正比例；如唐武宗破佛，不久唐朝即灭；周世宗再灭法，五代之局遂终；宋太祖极尊法宝，国家元气渐复；元、明、诸帝，多知维护佛法，国运亦尚可观；清初推崇佛法，国威颇盛，这是历史上刻藏保国最显明的例子。佛教盛，则天下治，佛教衰，则天下乱，我国自唐宋以来，无不皆然，推之国外，亦莫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