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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魏正始年间，何晏、王弼倡起玄风，至两晋而益盛。所谓名士即谈玄之士，玄学以老庄为本，佛家之“空”、道家之“无”，有相通之义，空与无皆总摄玄远之理。《理惑论》云“佛与老子，无为志也”。佛家之无为，含义复杂，其所谓顺真理而无造作，亦与道家之无为相通。佛家为出世界想，魏晋乱世，纪纲败坏，士之参与政治者，每遭残害，嵇康《述志诗》云“轗轲丁悔吝，雅志不得施”，阮籍《咏怀诗》云“己身不能保，何况恋妻子”。在此情形下，贤者多“苟全性命，不求闻达”，故论学问，则

谈老子微妙玄通之理；论处世，则慕庄子超然物外之想。与佛门不惹俗事，

脱然无累之意味相投，加以文学与佛学理趣相通，故高僧与名士一谈便合。不但在谈理方面深相契悦，诸名士鄙薄富贵，宅心恬淡，不慕荣利，虽在官任职，亦以清高为乐，一时成为风尚。其豁达拔俗之標，潇洒出尘之度，无所拘系，然闲畅，时人号曰风流，佛子亦见而倾心，故互相忻慕，互相标榜。

方内方外，品节同俦

名士读儒书，志在用世，然魏晋乱世，正直放废，名士少有全者，谈及国事，大为伤心，故学道家之玄通，老庄之旷达，其思想为儒道合一，而又喜佛学，自魏时三教并论，至晋而更为融洽。诸名士无论在位或在野，皆乐与沙门结交，沙门支遁（字道林），玄谈美妙，一代名流，刘琰、殷浩、郗超、孙绰、王蒙父子、袁闳、王羲之、谢安等，均与为友。陶渊明《群辅录》载：董昶、王澄、阮瞻、庾敳、谢鲲、胡母辅之、光逸、沙门于法龙（即支孝龙），为八达。时人以沙门于法兰之风格比庾亮，孙绰《道贤论》以于法兰比阮籍，谓“兰公高尚妙迹，殆至人之流。阮步兵傲独不群，亦兰之俦也”。以沙门帛法祖比嵇康，支遁比向秀，于道邃比阮咸，竺道潜比刘伶，谓“潜公道素渊重，有远大之重。刘伶肆意放荡，以宇宙为小。虽高栖之业，刘所不及，而旷大之体同焉”。方内方外相契，不但中土沙门言语相通，声气相投而然也，当时有帛尸梨密多罗者（简称尸梨密）本西域某国王子，让位于弟，而己为沙门，永嘉中来中土，止于大市（指首都之市而言）。天姿高朗，风韵犹迈，虽不通汉语，而丞相王导一见奇之，以为吾之徒也。仆射周顗尤为赞赏，其后顗被王敦所害，尸梨密往省其孤，对灵座诵经数千言，梵响凌云，既而挥涕收泪，神气自若，不畏王敦之恶势力（《高僧传》）。方内方外，节概相崇，友好之笃，可见一斑。

论学谈心，俨然一家

永嘉而后，名士南渡，诸多高僧亦随之南渡，故江南佛学益盛。尸

梨密止金陵建初寺，时人称为高座道人，一代名士如王导、周顗、庾亮、

桓彝等，皆与之游，彼此言语，虽由传译，然而意无隔阂，名士谈玄，沙门讲佛，终日畅叙，披襟致契，而不觉厌。当时高僧不但多招门徒传道受经，且时开讲席对士庶宣法，《高僧传》曰“竺法义大师开讲席，王导、孔敷并承风敬友”。“竺法汰流名四远，开讲之日，黑白观听，士庶成群，三吴负表至者千数”。“释慧持讲《法华》、《毘昙》，四方云聚，千里遥集”。诸名士讲座中亦每有高僧参加（见《高僧传》及《世说？文学篇》）。

问难辩理，互相往还，殷浩问僧渊佛经深远之理，自昼至曛，浩不能屈（《高僧传》）。浩为当时名士中之隽杰，精解佛经，遇有不解，辄向僧人请教。僧意在瓦官寺，王修来谈理，意问圣人有情无情？修不得答而去。支道林与许询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简文帝），支为法师，许为都讲，众人听二家之谈，莫不抃舞（《世说？文学篇》）。名士既好佛法，高僧亦善老庄，僧伽提婆初至金陵，东亭侯王珣即迎至家中讲《阿毘昙》。支道林在白马寺对冯太常（名怀）讲《庄子？逍遥游》，标新义于向郭之表，立异议于众贤之外，又于王濛家中，对谢安等讲《庄子？渔父篇》，叙致精丽，众咸称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