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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存《大般涅槃经》40卷，昙无谶译于421年的北凉。此前，法显译出《大般泥槃经》6卷，相当谶译的前5品10卷，被称为《大般涅槃经》的“前分，其余称作“后分”。至唐会宁等，又译有《大般涅槃经后分》2卷，义净认为，这是从《阿笈摩经》中抄出来的，思想与《大般涅槃经》不同。
　　
　　前分《涅槃》的原本，最早是法显得自天竺华氏城；智猛也在那里的“大智婆罗门”罗阅家得到过同样的本子。华氏城大乘佛教的发展形势，是产生前分《涅槃》的直接根源。《涅槃》后分原本的来路不明，一说是某“胡道人”从敦煌送到姑臧译场的；一说是昙无谶回于阗寻得的。总之，“后分”不是天竺的产物，而是反映我国西北地区的佛教情况。
　　
　　《大般涅槃经》的总体精神，是纠正小乘视涅槃为死亡的悲观论调和《般若》中观以涅槃为虚妄的虚无主义态度。它不同意“如来唯修诸法本性空寂”，而要确立诸佛如来最真实的“有”。这个真有的具体规定，就是与世间人生“无常、苦、无我、不净”相对立的“常乐我净”，亦名“涅槃四德”。“常”指寿命无限，“乐”指幸福无忧，“我”指绝对自由，“净”指情操高洁。这种理想的人生和理想的王国，只要坚持修习大乘佛教，一定能够达到。这样，《大般涅槃经》就一扫佛教中的怀疑主义和绝望观念，给身受现实苦难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以憧憬的，最美满、最完善的世界，尽管只是一种美好的幻想。
　　
　　“涅槃四德”的提出，使佛教的神学体系更加完善；在哲学理论上，则是对一切有部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大般涅槃经》认为，“物”是“无常”而“性”是“常”，“事”可变而“理”不 变，“实”是“假”而“名”是“真”。因此，在因缘制约、变化万端的现象世界之外，还存在一个由“性”、“理”、“名”等构成的真实世界，即由概念范畴组成的逻辑体系，这个体系就是形成“常乐我净”这一理想王国的认识论基础。
　　
　　《大般涅槃经》另有一个影响巨大的命题是：“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佛性”为众生先天固有，无一例外，它是众生所以能够接受佛教，最终成佛的内在根据。但什么是“佛性”？它的解释则相当散杂，从“五阴”、“十二因缘”，直到“涅槃四德”，都可以说成“佛性”，当然，由什么“三归”、“佛智”，以及因果关系上，也可以判定许多佛性。这样，佛性的规定性，就成为此后佛教诸多争论的问题之一。
　　
　　“众生悉有佛性”与“众生悉能成佛”，是两个不同的命题。前分《涅槃》肯定了前者，却否定了后者，认为众生中有一种“一阐提”，虽有佛性却无力开发，甚至因罪垢所缠，永远不得出离。《大般涅槃经》中，“一阐提”特指外道婆罗门和反对大乘佛教的人。前分由此主张，护法国王对这样的“一阐提”可以鞭挞整治，甚至夺其生命，以迫令他们遵修善法。《涅槃》“后分”则完全改变了这种主张。它从众生悉有“佛性”，未来必定“见性”推出，一切众生也“定当得果”，即一切众生皆可成佛。显然，“前分”充满了排斥异教的情绪，而“后分”则取宽容异教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