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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佛学研究侧重于大乘佛教，这与本世纪初帝俄的佛教研究是一致的。首先开辟这一领域的是伯努夫和塞纳尔特。他们部很关注佛教的梵语文献。
　　
　　伯努夫（1801—1852）在少年时代随父亲学梵文，25岁时与德国学者拉森合作，发表了《论巴利语或恒河以东的半岛圣语》论文，33岁在法兰西学院开设梵文课。他的代表作《印度佛教史导言》（1844年），主要是依据英国人霍格森在尼泊尔发现的梵文本写成，也利用了匈牙利人山陀尔·乔马·德·科罗斯（1784—1842）等人对藏文佛教资料的研究成果。山陀尔·乔马是位传奇性人物，1818年他立誓要到亚洲腹地追寻匈牙利人的根，途经5年，于1823年到达西藏地区，在一座寺庙中学习藏语及佛学，研究丹珠尔藏经，1933年被日本东京的真言宗尊为菩萨，成为佛教徒中享有如此殊荣的第一个西方人。他在布达佩斯创立雅利安弥勒教团的分部，直至70年代初。
　　
　　以往欧洲人无法接触汉文大藏经，由于法国汉学学者的努力，使他们多少有了了解。欧洲人对大乘佛教的研究，主要依据梵文佛典，并以汉、藏文本校勘，采取所谓批判抉择的方法，这也就是伯努夫等人创始的路子。伯努夫在巴黎组织了法亚协会，并将《妙法莲华经》由梵文译成法文。
　　
　　埃米尔·塞纳尔特（1847—1928）被奉为法国东方学泰斗。早年留学德国，专攻印度学，受比较语法学影响。1882年出版了《佛陀传说论》，主要依据梵文大乘经典，大胆假设，认为有关佛陀生平的传说无非是以太阳神话为基础的杜撰。此书遭到欧洲学者的严厉批评，认为佛传故事固然不能完全符合客观历史，但全盘否定也令人难以接受。塞纳尔特的考证方法，明显地反映了法国人文科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倾向。他在比较语言学研究方面的主要成就，屋释读阿育王碑铭。19世纪以来，阿育王碑铭作为印度早期佛教史的重要资料，受到欧洲学者的重视。从1837年英国人普林塞普发端，许多学者作了这方面的努力。塞纳尔特的研究成果，发表于1881—1886年间，至今仍有参考价值。此外，他还参校巴利文，出版了梵本《大事》。
　　
　　塞纳尔特之后，法国佛教学界人才辈出，列维（1863—1935）尤为突出。他在31岁任法兰西学院梵文教授，以后在印度去日本游学，1913年受聘为彼得堡大学教授，曾任日法会馆会长。他的研究方法也是遵循法国佛教学研究的传统，以梵典为中心，参校汉、藏资料。1928年从日本归国，途经尼泊尔，搜集了一批尚无汉译本的梵、藏资料，其中最重要的有世亲《唯识三十颂》的安慧释。列维校勘出版了这批资料，为大乘佛教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补充了以往的局限，也引起了人们对藏文佛典的重视。此外，他还校勘了《大庄严经论》的梵本，并译为法文（1907年）；又将安慧的《中边分别论释疏》梵本，交日人山口益校勘发表；
　　
　　1918年与俄国学者谢尔巴茨基合作，审校出版《俱舍论》第一卷界品，后将称友的《俱舍论释》委托获原在日本刊出；他还与高捕顺次郎等编纂佛教辞书《法宝义林》，已出版6卷。
　　
　　列维的欧洲学生中成就卓然的是比利时人普山（1869—1937），他是著名的梵文学者和佛教学者，他不满足对大乘佛教哲学的那种肤浅理解，便从梵、藏、汉文原典的整理和研究上下功夫，先后刊行了月称的《中观论释》梵本（1903—1913）和《入中观论》藏译本（1912），均收入俄国出版的《佛教文库》；在1907—1917年间，又完成了《入中观论》的法文翻译。1927年，谢尔巴茨基、1931年沙耶尔，后来还有山口益，前后对《中观论释》作了英、德、日的翻译和订正。这对推动中观学派后期思想的研究，起了重大作用。此外，普山在《印度文库》中还发表了调伏天著的《正理一滴论释》的藏泽校订本，1912年出版了《唯识二十论》藏译的校订本及法译本。这对瑜伽唯识学和逻辑学的研究也是一种促进。他著有《世亲和世友》一书，被认为是西方研究《俱舍论》方法论的范本。从1923到1931年，他以藏文本为底本，参照玄类和真谛译本，用功8年，完成了《俱舍论》的法文翻译；其中又依据汉、梵、巴利文等资料，详加注释。之后，又完成了汉译本《成唯识论》的法译工作；并结合梵、藏文有关资料作了注释。普山在译介北传佛教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此外，普山的主要佛学著作还有三部：《佛学研究及资料》（1898）、《佛教教理史论》（1909）和《佛教教理及哲学》（1930）。这三部著作反映了著者本人学术思想的发展，某种程度上也显示了欧洲佛学研究的深化过程。但普山是天主教徒，在著作中流露出对东方文化的某种轻视。他认为佛教并不是以理性为本质的宗教，他的研究是从更高的哲学立场出发。他的这一态度，受到谢尔巴茨基的驳斥，后者在《佛教的涅渠概念》（1927）一书的附录中收入普山的《中观论释》部分英译，意在用作批判对象。但谢尔巴茨基往往采取新康德主义的观点考察佛教，在评价佛教哲学上，也难免有所偏颇。
　　
　　此后，巴黎法兰西学院的雷诺、戴密微、费洛赛特等，对梵、汉、藏文系统的佛教也深有研究。戴密微（1894—1979）曾任中国厦门大学教授，日本法日研究所所长，并主编荷兰出版的中国学杂志《通报》；特别利用在敦煌发现的文献，包括伯希和盗往巴黎国立图书馆的汉文写本，着重研究汉藏佛教，影响当代学界不小，所著《吐蕃僧净记》，有汉文译本。
　　
　　法国有佛教信仰流行，是本世纪20年代末期的事。美国出生的康斯坦·龙兹伯里小姐，在中国到巴黎传法的太虚影响下，于1929年建立了佛教友谊会，后改名巴黎佛教会。此会与锡兰及法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支那各国佛教徒关系较深，也是巴黎瞑想修行者的中心，具有较强的上座部特点。与英国的佛教团体成员多出身于中产阶级不同，它的领导人都来自上层显贵，如素尔波纳等。1939年出版《佛教思想》季刊。它在与欧洲的佛教团体联谊的同时，还定期举办佛事，展览佛教艺术等。
　　
　　二次大战后，法国本土的越南移民大幅度增加，其中的僧侣成立了“海外越南佛教徒联盟”，总部设在巴黎，又在巴黎附近建造灵山佛塔，成立“灵山佛教文化联合会”，出版《弘法》半月刊。在七十年代，一些日本僧人到法国教授禅法，在巴黎建造了法国禅寺；在接近比利时的边境上，建立北法禅寺；又在巴黎以南300公里处的阿瓦隆建阿瓦隆世界禅文化交流中心，拥有弟子7、8百人。据说欧洲禅协会有交纳会费的会员15000人，禅法教授中心有几十处。藏传佛教在法国也很活跃，主力是宁玛派，中心称乌金滚桑却林寺，每年招收法国和欧洲的学员，教授藏传密法。
　　
　　法国今天有佛教徒约5万人，其中一半是亚裔。
　　
　　近年来，日本日莲正宗创价学会在欧洲各国都有传教宏法活动。1975年在法国南部举行大讲习会，参加者达15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