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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南与林邑佛教
　　

　　自隋入唐，交州名称废止。唐调露元年（679），于今越南河内置安南部护府，史称安南。
　　
　　隋唐以来，交州依然是中国佛教与海外佛教交往的要冲。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益州明远，南游诃陵、师子而至印度，即以交趾为附舶的出发点。益州会宁于诃陵将译出之《涅槃经后分》寄往交州，676年，再由交州都督遣使送往京都。凡经海路向南、向西去的僧侣，大都以此地为中转站。唐代在这里传教的僧人也不少，洛阳昙润，善咒术，闲玄理，路经交趾，“缁素钦风”。原康居人僧伽跋摩，唐高宗时奉敕至交州采药，适逢当地灾荒，人物饥饿，乃每日设法营办饮食，救济孤苦，涕泣外流，时称“常啼菩萨”，大有三阶教的作风。
　　
　　出自安南本地的名僧见于中国史籍的也不少，其中经海路求法者，有与唐僧昙润同游的运期，善昆仑音，颇知梵语，《涅槃经后分》就是由他送往中土的。窥冲是明远弟子，二人曾同时泛海经师子国至印度王舍城，其他如慧琰、木叉提婆（解脱天）、智行、大乘灯等，也都是冒险远游者。此外，还有一些应唐帝之请，入京讲经，与内地文士给交而知名的佛徒，如杨巨源作诗送别的奉定法师，贾岛作诗送别的惟鉴法师和黄知新居士等。沈佺期在安南时，谒九真山净居寺无碍上人，开首谓“大士生天竺，分身化日南”（越南清化以北）。来安南弘化的印度僧人中，也有精通汉学，并知名于内地士大夫的僧人。
　　
　　隋唐时期的交州安南佛教，实是内地佛教的一个侧面，但又具本地固有的特色，这主要表现在禅宗的发展上。据传，天竺毗尼多流支，汉名灭喜（？—594），574年游学长安，适逢周武灭佛，遂避难邺城，得受禅宗三祖僧璨心印；然后南下广州，居于制止寺，译出《象头精舍经》和《业报差别经》；580年抵达交土，驻锡北宁（在河山平省境内）法云寺，创“灭喜派禅宗”。此派影响越南极大，直至李朝太宗李佛玛还写诗赞颂。
　　
　　灭喜派第一代弟子法贤（560—626），曾四处传法，发展极快，前后在峰山（山西）、爱州（清化）、州（义安）、长州（宁平）兴建佛寺，其在慈山建造的众善寺，有弟子300余人。第四代清辩（？—686），居天德府华林（北宁东岸）建阳寺，专以《金刚经》传禅。此后，代有名师闻世。至第十代法顺，在黎朝建国中起过重要作用，被封为国师。《大南禅苑传灯录》说他“博学工读，负王佐之才，明当世之务。少出家，师龙树扶持禅师。既得法，出语必合符谶。当黎朝（980—1009）创业之始，运筹定策，预有力焉。”所著《菩萨仟悔文》最为著名。
　　
　　在400多年中，灭喜派的禅思想有很多变化。后人传说，灭喜本人也讲究“不立文字，不依言语，以心为印”。他形容的“心”：“圆同太虚，无欠无余”，属真如佛性说。清辩随法灯习《金刚经》，当是受唐室着重提倡此经的影响有关。及至法顺倡导菩萨忏悔，用符谶参与政治，使禅宗具有了新的特色。这一系禅法，也被称作“禅宗前派”。
　　
　　9世纪上半叶，无言通（？—826），在安南创立第二大禅派。无言通原籍广州，俗姓郑，于婺州（浙江金华）双林寺出家，后从百丈怀海学禅，唐元和十五年（820）来到安南，住锡北宁仙游县建初寺，收徒传禅，史称无言通禅派。他弘扬内地关于“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思想，实行“面壁观禅”的达磨观法，所以又称“观壁派”。他强调“西天此土，此土西天”，以为心性“清净本然”，成佛不必心外别求，与《坛经》的观点大同。
　　
　　无言通的传法弟子是感诚（？—860），将建初寺经营成无言通禅派的重要基地。其第四代吴真流（930—1011），原有志于儒学，后入佛门，丁朝先皇帝尊之为匡越大师，历仕丁、黎、李三朝，担任僧统。这一系禅法，也叫“禅宗后派”。直到李朝统一，禅宗始终在安南佛教中占据统治地位。这与唐末五代以来内地佛教发展的总趋向是一致的。
　　
　　安南以南是林邑，属占人国家，2世纪末在今越南中南地区建立占婆国，深受印汉两种文化的影响。《隋书》记其习俗：“人皆奉佛，文字同于天竺”。据考证，此“奉佛”，当与信仰婆罗门教相混杂，约4世纪后半期在位的跋陀罗跋摩王，即崇奉湿婆教。隋仁寿（601—604）末年，隋大将军刘方出兵击败新即位的商菩跋摩（即梵志），攻陷林邑首都陀罗补罗，“所获佛经合564夹，1350余部，并昆仑书多梨树叶”，所谓“昆仑书”，是一种古马来文。后交由彦悰编叙目录，“分为七例，所谓经、律、赞、论、方、字、杂书”，相当于汉文2200余卷，由此可见7世纪林邑的佛教和文化已有相当的发展。《旧唐书》亦载：“俗有文字，尤信佛法，人多出家”。义净也将临邑列为“极尊三宝”的“东裔”国家之一。
　　
　　义净另记，东裔诸国所奉佛教，乃是小乘有部、正量、大众和上座等“四部杂行”。但至少在因陀罗二世（854—893在位）时代，即已在今眉山东南建有大乘佛寺。此外湿婆教依然流行，特别是与土著信仰混合为一的人面林伽，象征着湿婆与国王的结合，更受崇拜。　 

2.真腊佛教
　　

　　公元7世纪，真腊依然以流行佛教著称。隋大业十二年（616），遣使来隋。其时“城东有神名婆多利，祭用人肉。其王年别杀人，以夜祀祷。……多奉佛法，尤信道士”。《旧唐书》亦云：“国尚佛道及天神；天神为大，佛道次之。”唐玄奘把伊赏那补罗国（真腊首府，在今柬埔寨磅同市以北）作为知名当时的佛教国家记传。中印僧人那提（福生）三藏，经执师子和南海诸国于656年到长安，颇不得志。真腊国合国宗师假途远请，即于同年再来真腊。那提通晓大小乘，亦精《四围陀》，从他在长安译的《八曼茶罗》、《礼佛法》等看，更善于密法。由此亦见真腊佛教的一斑。7世纪下半叶，唐僧义朗到郎迦戌，经过这里，义净仍称它为扶南。但及至义净撰写《南海寄归内法传》，谓：“跋南国，旧云扶南，先是裸国，人多事天，后乃佛法盛流。恶王今并除灭，迥无僧众，外道杂居”。这大概是在唐贞观年间真腊灭扶南以后的事情。
　　
　　8世纪末，在爪哇夏连特拉王朝作质子的阇耶跋摩回国，将首都迁往荔枝山附近，并统一了水、陆真腊，为后来的吴哥高棉王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阇耶跋摩二世宣称自己信奉婆罗门教的诃里诃拉伸，即湿婆与毗湿奴的混合物，王官中供奉的则是湿婆教的林伽。可见在真腊统一后的相当时期，他的王朝是不支持佛教的。但是，由于在这个地区的下层民众中始终盛行原始宗教，婆罗门教与佛教诸神的界限也不清楚，甚至同本民族的英雄崇拜混在一起，所以佛教并没有因为国王的态度而完全绝迹。
　　
　　9世纪后半期，因陀罗一世在位，开始营造著名的古都吴哥城。此时，佛教与婆罗门教业已同时并行。他的儿子那索跋摩继位，迁都吴哥，公然声明自己是信仰佛教的，尽管他并不排斥其它宗教。这时的吴哥王朝已经征服了中南半岛大部，佛教势力有很大的增长。以后的吴哥诸王，或奉佛，或信湿婆，但都允许异己存在，以至形成柬埔寨特有的婆罗门教与佛教相混合的色彩。苏利耶跋摩一世在11世纪初登基，宣称他是佛教的信奉者，但同期的碑铭说明，当时依然是婆罗教与佛教大小乘并行。　 

3. 骠国佛教
　　

　　今缅甸东北部掸邦高原一带，曾有掸国，公元1世纪，即与汉王朝有使者往来，成为联结罗马（大秦）与洛阳的重要枢纽。这条中国同西方交通线的开辟，可能要早于经交趾的那条路线。永宁元年（120），掸国王遣使“献乐及幻人”，这位幻者自称“海西人”，即大秦人。
　　
　　公元初，在今缅甸卑谬建立的骠人国家，在7世纪已将领域推到了东邻陆真腊，西近东天竺，东北接南诏，西南濒大海。在卑谬发现的巴利文佛典残片说明，这里至迟在5世纪已经有了上座部佛教。据《庸书》记述，当时骠国有属国18，镇城9，部落298。国城周160里，有12门，“四隅作浮图，相传为舍利佛城。城内有寺百余区，堂宇皆错以金银，涂以月彩，地以紫矿，覆以锦罽。其俗好生恶杀。男女七岁落发，止寺舍，依桑门；至二十不悟佛理，乃复长发为居人”。寺院具有教育青少年的职能。佛教成为全民信仰。
　　
　　唐贞元（785—805）中，骠王遣其弟入唐，献乐凡10曲，乐工35人，“乐曲皆演释氏经论之词意”。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称卑谬为室利察罗国，也以“极尊三宝”著名。
　　
　　9世纪初，南诏附唐，势力大增，逐步向外扩展。832年，攻掠骠国，骠国由是瓦解，缅人取得了这一地区的统治权。849年，他们在蒲甘建起新的王朝。当时的缅人流行原始宗教，十分昌炽。他们相信，一切自然物都有精灵统治，这类精灵被称作“纳特”，主要的纳特就有37个。纳特崇拜成为缅人伪主要宗教，佛世尊被视作是至高无上的纳特，佛教完全被溶化到了土著信仰中。因此，当11世纪蒲甘名王阿奴律陀大力扶植南传上座部佛教时，此前的信仰被斥为邪教。
　　
　　当8世纪天竺、唐、吐蕃等王朝密教盛行的时候，蒲甘和室利察罗也受到影响。特别是左道密教，提倡大乐为解脱，影响尤深，缅甸称之为阿利教。阿利僧享受信徒米饭、牛肉和酒等各种供奉，甚至拥有初夜权。蒲甘的难陀曼耶寺和巴耶通沙寺窟内的壁画，绘有男女合抱的神像。他们崇奉蛇，相信念咒可以除罪降福。蒲甘郊外的阿利僧寺院塔马提，最盛时有僧30人，弟子8万。　 

4.暹罗佛教
　　

　　暹罗是泰国的古称。据佛统和蓬迪出土的文物考证，一般认为，公元初在暹罗中部已经有佛教信仰存在。其中在佛统发现有以鹿为底座法轮，象征佛在鹿野苑说法：另有佛陀足迹的图案和刻有“诸法从缘生”的巴利文铭文，这都是佛偶像尚未受到崇拜时的佛教情况。有学者从艺术风格上推断，认为它们当属印度笈多王朝时期的产物。在蓬迪，发现有数座佛寺遗址，并有青铜或石雕的佛像，显然，这是更晚一些时候的文物。
　　
　　约在公元前5世纪，孟人在下缅甸直通一带和湄南河下游建立国家。其中东孟人的国家名堕罗钵底，国都在今曼谷以西30里的那空佛统，考古发现最早的碑铭为6世纪；其后首府迁往富华里，那里的碑铭最早为8世纪。7世纪的玄奘和义净，均把此国作为知名度很高的佛教国家来记述。与义净同时的爱州（今越南清化）僧大乘灯就是在这里出家，后随唐使郯绪回到长安，从玄奘修学。在那空佛统发现的帕梅尼寺遗址，其平面结构与缅甸蒲甘阿烂陀寺一样，而后者是缅甸王江喜陀（1084—1113在位）在听取了印度前来避难的8名僧人对奥里萨乌陀祇利山的阿烂陀寺洞窟的描述后建立的，因此，帕梅尼寺属印度风格。在乌通和库巴也有佛寺遗址，有的布局则是斯里兰卡样式，支柱基础是大象，并有僧人聚会的大堂。属于堕罗钵底王朝时代的雕塑也很多，青铜或石刻的雕像，都以孟人为原型，艺术风格有属阿摩罗瓦提的，笈多王朝和后笈多王朝的，也有波罗王朝的。堕罗钵底王朝在11世纪被吴哥王朝征服，此后，高棉人信奉的印度教也在这里传播开来。
　　
　　据中国史籍记载，6世纪以后，泰属马来半岛诸国的佛教已相当发达。其中盘盘国（在万仑和斜仔一带）在南朝梁大通年间（529—534）多次遣使送来舍利、画塔、菩提树叶等，《旧唐书》卷197记其“人皆学婆罗门书，甚敬佛法”。《隋书》卷82记，赤土国（在佛头廊和宋卡一带）“其俗敬佛，尤重婆罗门”，其王姓瞿昙氏，所居僧祇城，有门三重，“每门图画飞仙、仙人、菩萨之像……又饰四妇人，容饰如佛塔边金刚力士之状，夹门而立”。王父“则释王位出家为道”。《梁书》巷54记，狼牙修国（在北大年吉打一带）于梁天监十四年（518）遣使携国书通好，书中有言；“离淫怒痴，哀愍众生……慈心深广，律仪清净，正法化治，供养三宝”。
　　
　　至义净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时，这里成了中国佛软与斯里兰卡、印度佛教密切联结的重要枢纽。益州义朗律师等三人，发自长安，越江汉至乌雷（广西钦州湾犀牛脚）附商舶，“越舸扶南，缀缆朗迦戍（即狼牙修），蒙朗迦戍国王待以上宾之礼”。洛阳义辉、荆州通陵也都经过这里。玄奘和义净也将郎牙修视作“极尊三宝”的国家。
　　
　　由于暹罗佛教的来源不一，信仰颇杂。有小乘上座部，也有大乘系统，观音崇拜最为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