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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下游以太湖为中心的良渚文化大量使用玉石，得名于20世纪30年代发现的一处遗址。20世纪70—80年代的主要挖掘发现了很多墓葬，但仍无村落的报道。一些墓葬出土了数量惊人的玉石器，单个墓中就达数百件。这个文化似乎是当地长期演化的承继，断代为公元前第四个千年晚期至第三个千年，与山东大汶口文化晚期同时。发达的玉器生产不能依靠家庭制作，要寻找、开采矿石，并从远处运回，产品数量要求有大量劳力的作坊。技艺精湛的工匠一定长期从事生产，匠人群体反过来需要其他居民的支持。如同下面谈到的山东龙山文化的“蛋壳”陶器，良渚玉器最可能来自统治阶层（见图1-18）。

我们可以从数十座保存完好、出土丰硕的墓葬推测许多良渚玉器的功用。排列于头和颈旁边的小珠子和小管可能是项链，手腕和手臂上的环饰大概是手镯。几种不同形状的板饰，一个三尖饰物及锥形玉也出现于头骨旁，暗示它们是头饰的一部分，可能用以区分性别。精致的头冠出现于最令人难忘的良渚玉器的图案中（见图1-10）。

发现于良渚文化的其他器形最可能具备礼仪功用。浙江杭州西北反山遗址的几座墓葬中，带孔的石钺（yuè）置于骨骸的一侧。石钺伴有一个装饰柄把的部件和一枚顶尖饰（图1-8）。钺长约80厘米，发掘者在已朽的钺柄位置上发现了一些细小的玉石。这些钺可能限于男性墓葬。在福泉山遗址（上海郊区），考古人员发现几处有很多斧钺的墓葬，尽管都不如反山出土的样例精致，这些斧钺可能是统治阶层或武士身份的标志。虽然良渚文化的钺在形状和柄把上与发现于很多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普通石钺（在大汶口的图徽中述及；比较图1-21）相似，但它们的刃未磨锋利，无论作为工具还是武器，石质易碎，不宜猛砍。反山出土的石钺还刻有一个复杂的图案（见图1-10），这也表明其主人地位特殊。

其他独特的器形不能轻易地与任何明显的用途联系起来，无论是装饰还是武器。古物学者早就知道璧和琮，但其断代和起源尚不明晰。20世纪80年代的一系列墓葬报告证实它们归属良渚文化。例如，常州寺墩附近的一个墓葬里，不少于24件璧和33件琮放置于一个20岁男性死者骨骸的下面、上面和周围。这些璧和琮有变色和破裂，可能是火烧导致的。发掘者推测，在丧葬仪式中，玉璧放入墓内，焚烧，尸体置于火上，然后将琮摆在死者周围。古代学者将璧和琮与天圆地方联系起来，但这些概念和联系在战国和帝国时代早期（公元前5—1世纪）方形成，没有特殊理由相信长江下游的史前居民也如此看待这些器物。这两种器物经常同时出现可能具有某种意义，璧看上去就像放大的用于纺织的锭盘，对一些现代学者而言，琮上的规则横条表明与尺度有关。无论这些器物的形状和雕饰背后有怎样的实用功能，到良渚文化兴盛之际它们已具有特殊效用。

良渚墓葬出土的玉璧通常不着修饰，而其他器形则呈现出非同寻常的复杂细微的表面细节。玉琮高度不等，从2.5—5厘米到30—40厘米，分成2—15层重叠的节段，图案位于四个方角（图1-9）。图案常包含一条突起的横段，其上方相邻的器壁有阴刻或阳刻的圆圈。每一节以横段下方的凹槽和圆圈上方的阳刻双条为界。一些较小的琮，更像环镯，提示较高玉琮上的图案可能实际为更复杂母题——融合了人和动物元素的面孔——的简化处理。动物面孔一般出现于不太精致的纹饰带（如较高玉琮上的）下方，同心圆圈（这里称为“目”）突起的部分环绕以精细的刻线，两目被刻有相近线条的曲条（鼻梁？）连接，那么，其下方的横段似乎表示嘴巴。墓葬中出土了大量较小的玉琮，饰以精致或粗糙的阳刻和线雕。现在有些学者提出：刻有精致面孔、似手镯的小型玉琮实际上是玉琮长期演化的开端，并将简化的多节较高玉琮归于较晚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