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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1937年安阳考古中部分发掘和著录的50多处基址中没有发现如此布局的建筑群，其状况也不容许细致的复原。陕西岐山县一处晚商时期庭院反映了这种基本布局的发展，该庭院位于凤雏村附近，建于台地上，其院墙和屋室都高于院落（图2-3）。主殿与两侧的厢房相接，但其地基更高，主殿之后是分隔开的后院。门址包括与厢房相连的两间大屋，其间是通往庭院的入口，门处于中轴线上，前有独立的萧墙。这个庭院是一个协调的整体，每部分与相邻部分搭配得当。整体规模明显小于二里头的两处庭院，仅45米长，32米宽。因其地处岐山县，那是周王故里，中国学者将此庭院与周王宗室联系起来，一个出土了甲骨的灰坑加强了这种联系。

对夯土、泥、木材、茅草等材料的偏好很大程度上导致大多上古建筑难以久存。建筑陶构件（如屋瓦、水管）的出现增添了新的、更耐久的元素，但不能从实质上改善建筑本身的存留状况，因而我们很难了解这些遗址的面貌。没有这一时期的图画留存下来，古代图示至多呈现了诸如倾斜屋顶或两扇门扉等一般性特征。这些贵族建筑细节几乎仅存的证据来自几件包含“墙”、“窗”和“门”的礼器，例如，陕西出土的鼎表明门被分为上下两扇，窗可能有棂格，此类礼器的门扉处常添加一无脚的跪俑（周代刑律规定某些罪责要斩足，受刑者便成为宫室的守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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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王祭祀

谁是这些建筑的主人？他们如何主导社会？对这些问题的解答部分依靠物质材料，但主要依据对安阳出土的甲骨文的释读。今天，我们所讲的有关商代王室的知识，商王以及仪式，很大程度上来自对龟壳和牛肩胛骨上所刻卜辞的辨读。晚商时期每日都要进行占卜，在很多方面商王祭祀起到整合社会的作用。在祭祀中，商王作为沟通人神的唯一中介的身份为其诏令和精神权威提供了合法性。占卜和献祭都由商王主持，服务于宗室和更广泛社会的需要。商族世系间、非商族部落与商族间的地位和义务在祭祀规范中得到体现。很多经济生产也服务于祭祀活动，尤其是面向贵族的手工制造（见后文）以祭祀需要为中心。许多商代物质遗存，从甲骨文、青铜器到王族墓葬，都有祭祀活动的痕迹。

安阳出土的甲骨文出乎意料。尽管上古中国存在多种占卜方法，最著名的有参照《易经》投掷蓍草，但商王占卜所用的材料和过程未见诸传世文献，也没有证据显示商代结束后继续使用。然而，商王占卜所用材料，尤其牛肩胛骨，可见于更早的新石器社会。公牛骨和雌龟壳的使用或许提示商代祭祀根源于几种不同的占卜传统。为何选择此类稀罕材料、它们可能具有什么特殊意义都无从知晓。牛肩胛骨为制造裂纹提供了宽大、相对平滑的表面，但安阳发现的牛骨首先经过繁冗的修整加工（图 2-4）。同样，龟的腹甲也需要不少工夫来切除内边、打磨表面。甲骨上的记号暗示牛骨和龟甲因用于占卜而被征收，并从边远地区运至安阳的祭祀中心。在晚商时期，牛骨和龟甲的使用数量基本相等，吉德炜（David N. Keightley）估算每10天至少需要6头牛和12只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