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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器和铜器仅是商周贵族使用的多种手工制品中的两种，尤其用于王室和礼仪。玉器和铜器都有经久耐用的优点：作为王侯墓中的随葬品，它们比地上贵族手中的物品更易留存。其他工艺品不具备这些特性——易朽的丝绸、易碎的漆器和陶瓷——存留下来的为数不多。它们的消损导致更难了解其制造者的技艺、它们的使用范围及对玉器、铜器制作的影响。

工匠在隶属于商周君王和贵族的作坊中生产这些物品，铭文信息显示这一时期有大量能工巧匠，但物证较少。东周晚期的文献《考工记》记载了许多世代相传的工艺，各有其专门知识。类似的以家庭为基础的技术和知识可能也是商周时代的特征。已知几个实存的作坊遗址，如安阳小屯西北的治玉遗址和苗圃北地的铸铜遗址，但我们不知道手工艺品工匠的社会或经济地位是否高于其他劳力。几处似乎是陶器、玉器甚至酿酒作坊的房屋基址（如上文提到的台西遗址）的发现显示工匠受到优待，但证据不足。这些工艺品显然只面向少数人，但服务于权贵的手工艺生产也离不开多元的经济基础。王侯给手工匠人提供了食物、住所，或许甚至免除他们的其他劳役。小屯宫室建筑基址周围的房屋坑窖显示，一些手工艺作坊离王宫很近，易于得到王室谷仓和资源的补给。

商代雕刻达到较高水平，许多商代风格特征源自雕刻。骨器制造（且不谈为占卜修整牛骨和龟甲）盛行，骨簪用以挽束长发，安阳王室墓葬中发现了骨器碎片。但妇好墓出土的象牙杯是商代雕刻的最佳例证（图 2-9），整个器表布满与青铜纹饰一样的图案（见后文），在繁密的背景下，镶嵌绿松石表现出牙齿、鼻孔、眼睛和眉毛，该技术已见于礼戈（见图 2-7）。用于制杯的象牙可能来自王室的大象或贡品，20世纪30年代和60年代在安阳发现了象骨，与此同期的四川三星堆遗址中象牙也很突出（见后文）。

与象牙相比，玉石的确很坚硬。多数商、西周玉雕形体较小，很多表现真实世界中的飞禽走兽和水生动物，也有神禽异兽，包括龙凤，也见于铜器纹饰。商王武丁之妻妇好的墓中出土了数百件精美玉器，大多可握于掌内。该墓位于宫室西南，未曾盗扰，还出土了人俑和人形玉器（见图2-23）。有几位学者注意到商代玉器和史前玉石制品的相似性，例如，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图1-7）似乎预示了商代的盘龙，尽管后者扁平。同样，商代铜器和其他载体上常见的兽面纹（饕餮）母题也与良渚文化玉器上的母题（图 1-10）相近。可比照的材料和图案令我们思忖其间的相关性，但时空上的远隔将商与史前文化分开，商代环境中仅发现了几件史前物品的样例。

“二战”前，安阳王室墓葬周围发掘出不少雕像，近来妇好墓的发现又增添了例证。第1001号墓出土的石枭（图2-10）呈现了这一时期的作品，虽然仅高约34厘米，这件石枭位列北方商代雕塑中最大的作品之一。背面的竖槽暗示其用来固定插于此处的物件。石枭体态饱满，以两只粗壮的腿爪和卷曲的尾羽支撑身体，底部的凹空区分出双足和尾，但留下坚实的基座。枭的特征是简洁的，强调其突出的弯喙。内陷的圆目、简单的C形耳朵、头顶扁平的角以浮雕或线刻处理，而不脱离整体。表面布满线刻：头部和背部的鳞纹、斜翼上的盘蛇和龙纹、前胸的兽面纹母题，图案和构思与妇好墓出土的一对枭形铜器惊人的相似（见图2-1）。妇好墓铜枭的不同之处是其伸出的部分，如耳和角，可能由更硬的金属铸造。晚商早期枭形器很流行，常出现于玉器和铜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