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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清华大学”，想起通识教育中心种种，我会有一种“悲欣交集”的体会。我想起梁启超，想起四大国学导师，想起“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原来，“清华”的校训是梁启超提的，是从《易经》“乾坤”两卦的《大象传》来的。他揭示着清华大学的天地乾坤精神。

1987年，我起初应“清华”中文系之邀，来兼一门国文课，为学生讲《史记》，记得其中还有我原先在师大附中教过的学生。当时讲课重点在“人”与“历史社会总体”辩证关联，以及人物风格论。1988年，我正式到了“清华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任教，我问了班上学生“清华”的校训出自何处，竟无学生能答，我因此写了篇有关“‘清华大学’应当具有天地精神”的文章，以作为通识教育的宣示。

这年起，我开始在“清华”讲授《哲学概论》、《中国哲学名著选读》、《道家哲学》、《哲学与人生》、《儒家哲学》、《禅宗哲学》，后来成立了“教育学程中心”，我还开设了《教育哲学》这门课。

“清华”是个好地方，人才辈出，有见地的人所在多有。初来“清华”时，我们有两个读书会，一个叫“星期三聚乐部”，一个叫“BoundaryZero”。星期三聚乐部是每周三聚会读书讨论，也有直接提报告的，参加的人有教师、有研究生，教师有宋文里、张维安、李丁赞、黄春兴、赖建诚、廖炳惠、林安梧等，学生则有潘美玲、张翰璧等人。组成者有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哲学等不同向度的学者，每周三往往从晚头仔一直到晚上十点多才休息，我觉得那是我在“清华”累积知识最快的年代。

这星期三聚乐部持续了近五年，直到我与文里兄及几位朋友都适巧出国访学，才暂时歇息。没想到这一暂歇，也就此歇了。不过，歇而无歇，那时的声容样貌，那时的思想撞击，如在目前，从过去、现在，直延伸到未来。

“BoundaryZero”顾名思义就是“零界限”，它的组织宽松，约略每月一次，由一人通知，来者来，去者去，来去自由，无所禁忌，说讲起来，也更自在。讲者，有“清大”朋友，也有来访学的师友，本国人、外国人都有。讨论过程，还是热烈得很。这BoundaryZero果真只是个Zero，就因没个核心，很快就各种外在因素，回到了Zero原点。我还记得我讲那一次，秦嘉懿教授适巧在“清华”访问，也参与了讨论。钱新祖先生也曾参与过，他的热情恳切，令我难忘!今虽已作古，但其精神对我来说，却是实存的、活生生的。

“清华”的校训标举的是乾坤天地的精神，但却常被误认为以理工为主，有时学理工的朋友也自以为是以理工为主。但“清华”可贵的是，它总有些论辩传统，看似依循着古希腊以来的学问传统，因此，你和他们争辩，总会有些好结果，他们总会服善、服膺真理的。有些朋友却也不拘于理工，他们对哲学、文学、艺术多有深刻之理解，论起政治社会虽无义愤填膺，却在冷静中看到一份凌厉。一伙人不分理工、人文，就集在“二招”(第二招待所)吃饭，有趣的可不在饭局，而是在谈局，在话局。话语纵横，多有机趣，却是通识得很。

还记得孙观汉教授的名言，讥讽台湾那时的“民主与自由”，他说“自由”是我的事你不能管，“民主”是你的事我通要管。这话很隽、很趣，有味得很，其讽诵力也强得很。沈君山教授未当校长之前，已当校长之后，还是翩翩名士，偶然出现，总是丰采。刘炯朗教授任校长时亦曾光临二招，所学虽是理工，却总有些文采韵味。

与我最相熟的还有化工系的朋友们，记得他们要我做嵌名联，将“化工”与“炯朗”都嵌进去，作为刘校长荣退之礼。一时诗兴，写下一联：

炯炯日月存神过化，

朗朗乾坤开物天工。

颇为得意。通识者，通通认识也。我们在二招吃饭的朋友就因吃饭而通通认识也。一种不一定知名，有些无分别相的模糊，却是彼此相契入的机遇。一二十年后，想起来，还是挺珍惜的。

“清华大学”成立通识教育中心，也催生了通识教育学会，这最重要的舵手是李亦园先生，而把这事做成的是王俊秀兄、黄俊杰兄，中心同仁也多位参加了通识教育学会的工作，为通识教育把脉诊疗，为台湾下一代的教育奋斗。记得俊秀兄还将“清华人”的名字嵌在一篇校园记景的文章之中，他虽非中文系出身，却也得此雅趣。

通识中心的同仁与其他专业系所最所不同的是，知识的辐员广阔，从哲学、文学、社会学、心理学、自然科学、教育学、资讯工程学、图书馆学都有。大家朝向通识，核心逼近，虽仍颇有异，但感情却是融洽得很。大家心知肚明，我们期望能“通古今之变，识天人之际，教清华子弟，育天下万民”。

当然，这理想很通识，但问题是这几十年来，大学校院强调的是专业。我们与人较量的还是专业，“教育部”访评的、鉴定的还是专业，未能归属到专业系所成了难解的遗憾。这使得中心同仁借调的借调，出走的出走，只因学校难以处理既成的问题。论其借调，乃至离校他调的总人次，我们中心大概创了全台湾各大学校院最高纪录。洪泉湖与我去了师大、陈若璋去了东华、徐小虎去了南艺大、詹丽萍去了兴大，王俊秀则借调多次，还当了联合大学的代理校长。

记得1996年，我借调南华办哲学所，就一再与学校说非解决此专业归属不可。但“清华大学”校方很像周天子领诸侯，诸侯国很强，周天子却只是王道象征，难有处置之可能。1997年，我从南华回来清华担任通识教育中心主任，又努力了三年，还是无法突破。时也、命也、运也，就这样，我依依不舍地转到了我的大学母校师大国文系任教。

同年，詹丽萍去了兴大，在前两年洪泉湖先去了师大公民训育系，而徐小虎更早就到了南艺大，后几年陈若璋也去了东华大学。今日想来，已不觉遗憾，但说这是“清华”通识的扩大而已。这一连串的出走潮，使学校痛定思痛，以后受聘者定要与专业合聘，才逐渐解决了这问题。

其实，生命有趣的是，当时很辛苦、很痛苦，现在想来，却也有几分感恩。若不是在通识，就不可能那么通达于各学门知识，而且通识之为通识就是要由“分别”的“识”回返到根源，“通达”于道。这对修习哲学的我来说，是最好的磨炼淬砺。十三年来，“清华”惠我多矣!感恩之至。初到“清华”三年后，我完成了博士学位，五年后升等为正教授，出国访问、借调南华办学，完成了九部专业著作，三部通识教养著作。

我提出的“后新儒学”、“存有三态论”以及“道的错置”等就在“清华”时期构思完成的，开花结果时，已去了师大。JohnMakeham、方红姣、杨生照、陈鹏等学者对我作了专业的研究，虽多在21世纪了，但主要论点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直到世纪末完成的，那时我正在“清华”。后来，我到师大指导了不少学生，也在中大、兴大、东华指导许多博士，这都得感恩“清华”。通识中心同仁的真情相与，面对着重重考验，让我们每个人告诉自己，就让通识中心同仁的专业成为一般专业所达不到的境域吧!这真切的努力，其虑患也深、其操心也危，果真有大益处也。事过境迁，无怨无悔，只有感恩而已!

日前，一位“清华”毕业的博士还与我谈起了以前在“清华”听通识中心办的“通艺讲座”的情形，他说李敖的那场“清华人错在哪里”充满着朝讽的机趣，而陈文茜讲的“岛屿的诅咒”则悲痛中仍有着希望的亮光。是啊!你可知，施明德、许信良、林洋港、刘兆玄、宋楚瑜、星云法师、胡因梦、李家同等可都在这里讲演过呢!

我们当时定位“通艺讲座”的“通艺”是通于“六艺之教”。六艺者，礼、乐、射、御、书、数也。用我的解释来说，“礼”是“分寸节度”，“乐”是“和合同一”，“射”是“指向确定”，“御”是“主体掌握”，“书”是“典籍教养”，“数”是“逻辑思辩”，如此“六艺之教”就是最好的通识教育，孔老夫子提倡六艺之教，他是人类最早的通识教育大师。就这样，通识教育中心在二楼入门的玄关处，就供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画相，是唐朝吴道子的拓本，古朴而雅致，颇有可观。

是啊!以六艺之教为核心的教养，“清华”人就不会再错了，以通识教养为范围的岛屿便不会再被诅咒，而是能“通古今之变，识天人之际”。“清华”啊!“清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让天地精神、乾坤气象，重新绽放光芒。深深默祷!深深默祷!

庚寅之春(2010年3月11日)晨于东台湾之花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