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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90年代末，嵩山的环境远看很美，很令人向往，但近看却不行，乱得不忍心看。少林寺门前被一条杂乱的商业街包围着，除了寺庙中的几个标志性建筑，钟、鼓楼、大殿之外，少林寺两边的配殿、厢房等古建筑群，都被周围现代的建筑给淹没了。

　　当时，在这个狭窄的小山沟里面，竟然有30多家武校，2个行政村，多个政府单位，数不清的商铺，将近2万多人，而少林寺的常住院里面不到100个僧人。这样发展下去的话，少林寺的生存环境、文化空间几乎都没有了。

　　我担心的是，如果少林寺在嵩山的空间没有了，那么少林寺在中国、在世界的空间也将会失去。天长日久，谁还愿意到你这个又脏又乱的地方来？少林的文化“牌”还怎么打？人们不禁会问：我们心中期望看到的“深山藏古寺，碧溪锁少林”的佛教圣地在哪里？

　　我和当地百姓的关系非常好，老老少少都对我非常客气，他们在这里住了几辈子，如今，我这个和尚，竟然要搞拆迁，让他们搬走，我将会与他们之间发生什么矛盾，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了。

　　我知道，他们谁都不愿意走，不仅仅是穷家难舍，如今，每年上百万的游客，从山门外往里面带一个就能赚到钱，一点成本不用搭，给游客当导游，说上几句听来的话就能赚钱，随便做点小生意也都有钱赚。搬到县城后，用水要钱，用电要钱，出门打车要钱，房子建得再好，没用，因为你把他的财路给断了，他能不闹吗？

　　我思前想后，为了中兴少林，为了对这个佛教圣地、禅宗祖庭下一个1500年负责，必须全力推进这项拆迁工程。

　　当时的我外表平静，但内心焦急。也许催促得太紧了，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在没有拆迁方案、没有安置方案的情况下，就开大会说要拆迁。几个工作人员拿着小铁桶，里面装着石灰水，见房就写一个“拆”字。老百姓说你干啥，凭什么拆我房子，这些部门的人就说，是方丈拿钱让我们拆的。

　　于是，方丈室就被老百姓团团围住，又是吆喝又是骂。连续有一个月时间，天天围着山门来闹，从少林寺大门口到塔林，都是我的“大字报”，上面什么难听的话都有，看情形马上就要针对我开“批斗大会”了。

　　闹得最厉害的还是当地的武校，毕竟他们是相关利益损失最大的人。其中不少人原来是少林寺在家弟子，但他们同样也不理解我为什么要这样做，眼前利益受到冲击时，哪怕是我帮过的人，甚至我救过的人，最后都反目为仇了。

　　那段时间，群众不理解我，地方政府甚至也不理解我，好多人在旁边看笑话，看少林寺被人围攻，看我被人取笑。

　　我先前对这些事情多少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没想到来势这么凶猛。看着一张张突然变得陌生的脸，我的压力可想而知。尽管如此，每天还有许许多多来自各地的游人，照样前来参观少林寺。看着游人们既充满希望又感到失望的神情，我从中又找到了一些动力：少林寺不是我们这一代的，也是属于子孙后代的；也不仅仅是当地群众的，而是属于全中国、全世界的。

　　那些天，我手机都不敢开，都是到晚上11点的时候才开，一般电话更不敢接。少林寺虽然深居深山，但一部电影让已经让全世界都知道了，所以有点风吹草动，媒体都会知晓。这个事情也是一样，，十几个国家的媒体都过来采访，把事情炒得沸沸扬扬，我一面处理拆迁的事情，一面还要接受媒体的逼问，几乎是两面作难。

　　2001年6月，郑州市新市委书记上任，少林环境整治与拆迁工作出现了重大的转机。了解调查后，他明确表态：少林寺周围不拆迁，少林寺就没有前途。随即做出批示；要求各级政府全力配合拆迁，两个月内必须拿下项目。

　　于是，在郑州市委的支持下，少林寺拆迁工作困难重重，但终于顺利地推进了。2001年拆了一次，先把沿街50米的87户人家都搬走了。2002年请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做了一个大规划，报建设部批准后，2003年开始了整体性的拆迁。

　　当时，政府和少林寺一时都拿不出规划所需要的经费。怎么办？最后决定：由登封市政府出面成立公司，去银行贷款，用门票抵押。后来，在拆迁的过程中，还给登封修了几条路，修了两条街。

　　如今的少林寺，尽管还不尽如人意，但毕竟改观了许多，多少有了点“深山藏古寺，碧溪锁少林”的诗情画意——这才是我心中梦寐以求的少林。

　　尽管这次拆迁历时多年，中间遭遇了很大的困难和压力，我个人也受了不少委屈，但事过之后，还是感到很幸运，因为少林寺遇上了中国盛世的年代，国家尊重宗教，使少林寺得以复兴。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做成点事情，没有这个大好背景，没有政府的支持，群众的理解，个人力量真是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