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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宗教界的人民代表
有一年,我到台湾去,看到台湾佛教界个别人把一些传统佛事放到舞台上去表演。这种表演,实在是太粗糙,既没有文化价值,又没有佛教文化的内涵,还严重损害了佛事的严肃性。我看了以后感到很痛心,这样做,佛教失去了尊严。
后来,我萌发了一个想法:少林功夫不同于传统佛事活动,是僧人的真实生活,能不能把少林功夫的表演结合现代的声光电,做成一个大型的露天实景演出,文化与旅游相结合,既提升了地方的旅游吸引力,也减缓了少林寺过度景区化的压力?
有了这么一个想法,我就跟当时的郑州市委书记去说,他大加赞赏,积极推动。就这样,我的一个提议,一个创意,在市委书记大力推动下,获得了政府支持,然后再找商人出钱投资,整合了一批艺术家,打造了一台音乐大典节目。演出3年了,效果很好,影响很大。现在游客来少林,都会住上一晚,在巍巍的嵩山下,欣赏这场禅宗文化的代表性作品——“禅宗少林·音乐大典”。
政府出政策,少林寺出文化,艺术家出创意,民间出资金,一台剧目从无到有诞生了。就形式而言,这是一场现代的实景演出;就内涵而言,传播的是禅宗文化,表现的是少林生活。通过这种演出,大大提升了以少林生活为题材的文艺作品的档次和质量,这正是我内心所向往的好事。
从全国文化发展的角度来说,这也是文化产业化的一个很好的案例,在原省委书记徐光春的陪同下,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还特地前来观看了音乐大典的演出。
那天,我详细向李长春介绍了这台节目诞生的过程:少林寺如何出品牌,出创意,政府如何出政策,全面推动,企业家如何出钱,艺术家如何参与创作了这台富有禅宗文化特色的演出。他听了很高兴,认为这是文化产业化的一个典型案例,并决定当年7月份要举行的全国文化产业会议就在嵩山脚下的音乐大典现场召开。
我心里明白,领导和社会的认同,首先认同我们爱国,同时也认同我们能做成一些有利于国家,也有利于佛教的事情。
我生逢其时,有幸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对此,我经常心生惭愧,亦心生感谢,感谢党和人民对我的信任。所以,这些年,无论在顺境时还是在逆境中,我都没有忘记,中央领导对我们提出的要把少林寺建成国际名寺的期望,我所做的一切,都一步步朝着这一目标在靠近。
当上人大代表,对我个人来说,不仅仅是要代表人民,代表佛教界做好议案工作,还要通过参政、议政,提升自己各方面的水平。也就是说,不仅要站在少林寺的角度看少林寺的发展,更要站在国家的角度看中国宗教事业的发展。
记得参加第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回来,我感受就很多,也很深。这次人大会议,最主要的内容就是修改宪法。整个过程,让我直观地看到了我们国家的一个基本精神,就是正视现实,实实在在;同时也了解了我们国家发展的基本趋势:越来越讲法制,社会也越来越步入正轨。政府正在努力地完善自己,使自己适应新时代新要求,不断地调整政策,制订法律,改革体制。
政治视野的开阔,思考层面的提升,促使我感到,我们的佛教事业也不应例外,也要主动适应新时代新要求,适应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新形势。面对法制化社会,宗教立法,势在必行。在我当人大代表期间,如能为在中国促成产生一部好的宗教法规,亦是我最大的愿望和安慰。
我深深地感悟到,中国的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在变,虽然我也面临困难,也不时会遇到阻力,但比起我师父那个年代,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开放的宗教政策,让我这个普通的出家人走出山中的寺庙,到北京参政议政,去世界广泛地交流,但我清楚认识到我所承担的角色,我要用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宗教的利益约束自己。
我当上人大代表10多年,几乎每年都发表议案。比如,我建议落实宗教政策,保护寺庙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希望对寺庙的名称、佛教的一些名称词汇不予以注册;要求被文物部门、旅游部门、林业部门甚至教育系统占用的寺庙能够归还给佛教界,等等。每次提案的答复都还算满意,国务院各个部门,包括人大机关内部对我们建议和议案都非常认真,反复征求意见。
当然,每年参加人大会议,都是我学习与提高的机会,让我了解社会,也让社会了解我们宗教。我不会忘记,在那种场合,我不代表我个人,我留着光头,穿着僧衣,我始终是宗教界的一名人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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