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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兰学者提埃利曾经提出关于宗教进化的分类体系，认为宗教的进化基本上是从自然宗教发展为伦理宗教的过程。(25)这一论点具有很大的普遍性。从藏族传统宗教文化的历史演进来看，苯教在它漫长的发展中逐步减除精灵和迷信的成分而引发出一种普遍伦理。这又是藏族理性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

　　在公元六、七世纪的藏人思想中即可看到这一理性化的特质。敦煌古藏文文书——吐蕃《礼仪问答写卷》一文是一个没有受到佛教影响的藏族固有文献。(26)因此，它是我们了解藏族传统伦理思想的最好文本。首先，《礼仪问答写卷》所反映的是一种劝善戒恶的行为规范体系。《礼仪问答写卷》中说：“任何办法都应善为才是……依习惯法，自己尽力行善”。还说：“做人之道为公正、孝敬、和蔼、温顺、怜悯、不怨、报恩、知耻、谨慎而勤奋。虽不聪敏机智，如有这些，一切人皆能中意，亲属亦安泰。非做人之道是偏袒、暴戾、轻浮、无耻、忘恩、无同情心、易怒、骄傲、懒惰。身上若有这些毛病，一切人皆不会中意。”这里表现出了藏族人崇尚公正、注重孝敬、强调情感、保持和谐的基本人格和文化气质，此即是当时藏族文化强大的人文主义取向，这样一种人文性的文化系统从整体上讲已经不是宗教文化，但它仍具有神圣性和灵性感，是神圣性和人文性结合的体系。

　　《礼仪问答写卷》中说：“无论何时，行恶得善者百中得一，行善得善者比比皆然。”又说：“俗语云：‘因祸得福’。但无论何时不会有因祸得福。”这是说对积德行善的人，降之福祥官爵，对于为恶有罪的人，则降之祸殃刑罚，而不会有相反的结果。这虽然是一种因果报应的宗教思想，但是它没有从此导引出唯一神性、至高主宰的信仰，而更多地趋向于此世和“人间性”。《礼仪问答写卷》中还有很多与宗教道德相吻合的内容：

　　利他思想。说：“对人有益，对己永远有利；危害他人，对己长远有碍。”

　　忍耐思想。说：“要有‘行罪恶人超生，正直善人处死’不公正之事认可、忍耐之力。”“稍有过失，要能忍耐，若不忍耐，对方就会误会而蔑视。”

　　仁慈思想。说：“主人仁慈，比授予政权还好。官长仁慈地给予智慧、教诲乃是最大的仁慈。”

　　知足思想。“知足之分寸，即是：肚不饥，背不寒，柴水不缺不断，即可足矣！这些目的达到，富裕而安逸；超过以上财物，不会安宁富裕。财宝役使自己，财宝即成仇敌。”

　　无贪思想。“身为人之长官，欲望如此之多，就会贪婪无边。贪得无厌，歪门邪道即由此产生。”

　　这和那种向往来世和神界，视社会和人生为无常、幻觉，追求超自然满足的取向有很大的不同，更倾向于人间的、社会的、现实的、人道的、善良的、仁义的、淡泊的价值取向。这说明当时藏族人价值理性的建构不是以一神教为途径，而是对天神信仰的逐渐淡化和对人间性的极大关注为特征的。

　　这说明了藏族传统的文化体系是以伦理宗教为其特征的。这就有点像梁漱溟先生讲的“以道德代宗教”的意思。

　　总之，在藏区，传统宗教从非理性化到理性化的演进经历了原始宗教、自然宗教、理论理性、伦理理性的四个发展阶段。但这样的划分也不是绝对的，纵观藏族远古宗教文化发展史，这几个不同阶段之间的相互交叉现象还是存在的，这种划分的着眼点在于每个时代文化的主导形态，并试图为藏族远古宗教、文化及哲学的研究提供一个有益的概念框架。

　　本文在即将结束的时候，一种相当清晰的印象已经呈现在读者的脑海之中，这就是，佛教思想中的一切皆空、因果报应、积德行善、慈悲怜悯、知足寡欲的那些内容，在藏族传统宗教中早已有之，完全可以说，藏族传统宗教文化思想为佛教在藏区的传播、发展，为藏民族接受、消化佛教思想铺垫了基础，提供了导向。也就是说，藏族人若不经过藏族传统文化的洗礼与浸润，便进不了佛教思辩哲学的堂奥。

　　注　释：

　　(1)(2)顾忠华：《韦伯学说新探》，唐山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３５页，第２５６页。

　　(3)苏国勋：《理性化的限制》，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５９页。

　　(4)(5)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０页。

　　(6)《西藏考古工作的回顾》，载《文物》１９８５年第９期。

　　(7)《藏族社会历史调查》第３辑，西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２０７页。

　　(8)巴卧·祖拉陈瓦：《贤者喜宴》，民族出版社１９８６年藏文版，上册，第１５４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