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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务中的行持
　　维持生命不能缺乏经济生活，经济生活要透过劳动工作而获得。一般人透过工作求得衣食温饱，也在工作中实现自己。在佛世时，出家人以乞食为生，同时藉机磨练意志，传扬佛法。但在重视劳动生产的中国，原来被视为神圣的乞食，便窒碍难行了，于是中国僧人依著随方毗尼的原则，自耕自食。僧人生活的型态也由原来的四处游化，变成择地安居，各种劳务工作开始出现在中国僧伽的修持生活中，因此中国佛教不但有源自印度静中修的传统，更开创了与生活俗事契合
的动中修的方法。
　　僧人的工作有那些呢？有体力劳动的工作，也有行政事务的工作。因而在中国的丛林就有负责照顾僧众色身的典座、水头、饭头，及负责寺院经济的副寺、园头、田头、庄主等执事分工。
　　或许有人会想：从事经济营生的工作是否会增加僧人的贪欲，使他们无法过简朴的生活？或因为与俗人一样工作而失去了修行的意义？祖师大德们如何于动中修呢？劳动在修行生活中到底具有什么意义呢？这就是本文要探讨的重点。

　　◎静中修与动中修　
　　[禅定与劳动]
　　僧伽修持生活中有静态也有动态的一面。原始佛教时期的比丘常独处在大自然的静僻处，一方面远离人群与愦闹，一方面随顺少欲知足的生活。他们修行的法门不外乎十种不净想、数息观、十一切入、十随念，或修习慈悲喜舍四无量心。而表现在外的是每天跋涉进入村镇乞化饮食，间或有洒扫、搭建茅篷等劳务工作，却少做生产的事务或推动僧团所需经费的筹募等，时刻以保持觉醒为职志。直到现在，缅甸、泰国等南传佛教国家，这种在寂静中思惟无常、苦、无我，进而得到解脱的内省、静态修持生活，仍然盛行著。
　　佛教传入中国的初期，僧人的修持方法仍沿袭著印度的传统，如南北朝齐代的僧稠禅师「常依涅盘圣行，四念处法」，他也曾参访洪山道明禅师「受十六特胜法……又常修死想」。隋代昙伦禅师依端禅师出家时，端禅师便以次第观告诫昙伦：「汝系心鼻端，可得静也。」尽管修持的方法仍维持印度的传统，但在经济生活上，已由跋涉乞食转变成积极的耕种，而成为与参禅并重的型态。
　　所以，僧人群居生活所衍生的作务愈来愈复杂，也愈来愈重要，坐禅与劳动成为丛林生活中最主要两项活动，在中国僧伽的修持生活中，坐禅固是精进修持的一部分，但不可忽视的是，劳动除了在经济生活扮演重要的角色外，它也是一种藉事练心的修持过程。就如六祖惠能在初入五祖弘忍的座下时，为大众捣米八个月，就是个众所皆知的例子。
　　惠能藉由动中的作务萃取出禅的真精神──内见自性不动，他在《六祖坛经》中说「外于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名为『坐』；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以及「一行三昧者，于一切处，行住坐卧，常行一直心是也。」由此可见修习禅定已不限于静态的坐姿型式。
　　践行这样动中的功夫，不仅仅是对印度寂静修持思想的批判，而且也是从积极劳动、自力更生的必要性去考量的。于是在劳动中修禅成了中国僧人修持生活的内涵，尔后更发展成为主流，乃至僧格的陶铸也是在其中完成。　

　　[我拂尘，我除垢 ]
　　其实在佛世时，也有在作务中证果的例子，那就是有名的周利盘陀伽拂尘的故事。周利盘陀伽天生就很笨，无法记住任何完整的一句话，连他的哥哥用尽各种方法也无法教他，后来佛陀教他念「扫帚」二个字，结果他依然是念了「扫」就忘了「帚」，记住「帚」又把「扫」给忘掉了。最后佛陀就教他念二句话：「我拂尘，我除垢」，每天他为比丘们拂拭鞋履时便一边念著：「我拂尘，我除垢」。有一天他突然明白，佛陀教他拂除的不正是内在贪、嗔、疑三毒的烦恼尘垢
吗？那里只是外在的尘土？当下便断除烦恼而证得阿罗汉果。
　　为什么周利盘陀伽能在「我拂尘，我除垢」当中证果呢？因为他已将散乱的身心全部投注在「我拂尘，我除垢」这句话上，没有第二念，接著他起了观照，明白尘垢有内外之分，于是断除了内在的根本烦恼。「说法不在于嘴，禅修不在于腿」，这是在佛教丛林中人人都知道的道理，六祖也说：「道由心悟，岂在坐
也？」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打坐只是修心养性的基础方法之一，它并不是开悟的绝对方法，只有心的清净无杂、了了分明，才是证悟的关键。

　　◎神通并妙用，运水与搬柴
　　由人世间的俗事劳动到动中修的法门，到底作务与修行有何关系？在劳动时应以何种心态来面对呢？　

　　[治心如治田]
　　在佛经中，常有将心譬喻成田地，佛陀也曾因农夫质问为何佛弟子不事生产，而以精进「耕心田」回答，这是从「事」（作务）回归于「理」（耕心田）的教说。
　　在《百丈丛林清规证义记》中有一段异曲同工的教示：「『我心如田园，诸种靡不纳，青黄与白黑，随其所种生。菩提譬嘉禾，种之即有秋，持戒为疆理，忍辱勿忘助，布施以粪溉，精进以耘耔。智慧为雨露，及时资润泽，治心如治田，荒废芽乃焦』，若不违斯喻，是则名知田园。」这些话清楚地道出园头作务与行持的关系和深义。
　　另外，百丈禅师恐怕常年服劳役的人会因工作而失了道心，在各堂寮清规中都一再叮嘱说：「莫谓执事之外，更无所营，须知运水搬柴，无非佛事，舂米作饭，正好参求。」勉励大众师要正视运水搬柴不是一般世间俗事，而是件神圣的事，要置心于舂米作饭之间，努力去参究本心。
　　治心如治田，以作佛事的心地从事劳动，这是僧伽在作务时应具备的基本心态。　

　　[劳动断我执]
　　修行是为断烦恼、去我执，原始佛教以思惟作观的方式，看到此身非「我」、「我所有」而断除我执；但中国佛教则是强调放舍身心劳动作务，以无嗔心、尊重心、恭敬心服务大众，日久自然去除对自身的执著，养成习劳的品德，悟道也就不远了。来果禅师便曾恳切地说：「行单一执，诚菩萨事也。……能发心作事，吃苦出力，无非供养十方诸佛贤圣僧，最要紧者，预行此行先息镇心，……次灭懈堕……。」
　　中国历代的祖师大德们，大都是从行单中出身的，如：雪峰在德山座下当饭头，道匡在招庆座下任桶头，绍远在石门座下任田头，晓聪在云居座下任灯头，义怀在翠峰座下任水头，香岩刈除草木，云岩帮人补鞋、作鞋，临济锄地栽松，仰山开荒牧牛，洞山锄茶园，玄沙砍柴，赵州扫地，印光行堂。个个大德莫不是在劳动中领悟到个中滋味，而成为一代龙象的。
　　百丈禅师九十五岁时仍身先士卒领众出坡，弟子们见他年纪已大，不忍他继续劳动，将他的锄头、圆锹等工具藏起来，他因此不吃饭，大众没办法只好将工具再还给他。他说：「我的德行不足以劳动别人来养活我。」想想，以九十五岁的高龄，仍拿著锄头、镰刀和大众僧一块儿劳动，百丈树立了「不作不食」彻底劳动的鲜明图象。　

　　[作务中试禅机]
　　如果说参禅是找寻自己本来面目的机会，那么劳动作务便是师徒与同修之间互相砌磋、交流的悟道机缘。《景德传灯录》中有很多禅师藉著劳动的机会，启发弟子悟性的记载。以下就引几则公案，来看看禅师与弟子间精采的对话：
　　卢山归宗智常禅师入园取菜次，师画圆相，围却一株，语众云：「辄不得动著这个。」众不敢动。少顷，师复来，见菜犹在，便以棒赶众僧云：「这一队汉，无一个有智慧底。」
　　隐峰禅师一日推土次，马大师展脚在路上坐。师云：「请师收足。」大师云：「已展不收。」师云：「已进不退。」乃推车碾过，大师脚损，归法堂执斧子云：「适来碾老僧脚底出来！」师便出，于大师前引颈，大师乃置斧。
　　黄檗一日普请锄茶园，黄檗后至，临济义玄禅师问讯，按□而立。黄檗曰：「莫是困邪？」曰：「才□地，何言困。」黄檗举拄杖便打，师接拄杖，倒推和尚。黄檗呼：「维那！维那！拽起我来。」维那拽起曰：「和尚争容得这疯汉？」黄檗却打维那。师自□地云：「诸方火葬，我这里活埋！」
　　雪峰义存禅师蒸饭次，洞山问：「今日蒸多少？」师曰：「二石。」山云：「莫不足么？」师云：「于中有不契者。」山云：「忽然总契，又作么生？」师无对。
　　这些公案好像是描写劳动时，师徒间彼此谐谑玩笑的情形，其实是僧人在劳动作务中各试禅机，进行悟道，呈显了活泼的丛林农禅生活。

　　◎现代农禅何去何从？
　　参禅与劳动毕竟是两种不同型态的修持方式，有的人入了禅堂参禅，便不愿再从事劳动，觉得那是件非常打闲岔的事。在唐代的禅宗语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劳动作务在修持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的事例，但是到了明代以后，这样的禅风似乎已面临考验。　

　　[我是办道者，他是行务者]
　　明朝莲池大师在《缁门崇行录》中，举宋朝的圆照宗本禅师白天劳动、晚上参禅的典范，提醒当时的僧人要办道不忘作务：
　　宋圆宗本禅师，师永安升公，升道价重，丛林归者如云。本敝衣垢面，操井臼，曲炊爨以给之；夜则入室参道。升曰：「头陀！荷众良苦，亦疲劳乎？」本曰：「若舍一法，不名满菩提；必欲此生亲证，其敢言劳？」
　　莲池大师感慨地说：「掌众务而不碍商略古今，曲炊爨而不妨入室参道。今沙门袖手受供曰：『吾办道者也，彼习务者也。』是何其与古异也？」
　　民国来果禅师语录中也提到，有人因为被分配要劳动作务而业火冲天说：「我来丛林，是来办道的，不是当行单的！」最后甚至就卷了衣单逃跑下山。他喝斥这些人：「要知吃饭穿衣，屙屎放尿，上殿过堂，出坡等等，岂不尽是在动中忙，此种种事，可能免罢！……要知雪峰饭头，沩山典座，堂里坐禅，堂外禅坐，古德家风，至今未坠。思之！我何人也，能不愧乎？」来果禅师认为在丛林中不容共住这样的恶性比丘。　

　　[农禅隐退]
　　劳动作务在宗教生活中有其修持神圣的一面，而在经济生活的基础上，又显现出它属于人间俗事的一面，不论神圣与世俗，劳动已成为中国僧伽修持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可惜那些只要参禅而不屑劳动的人，并没有真实体验到劳动对于修行的可贵。
　　现在劳动的性质已不像过去那么与大自然紧密结合了，随著各个季节提供不同活动形式、且富于生命变化的农业活动，已渐渐消失，劳动者活动范围日渐狭小，僧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愈来愈疏远，师徒之间的教授关系也不在田园间进行，电脑等高科技产品取代锄头、镰刀，一种新的劳动型态逐渐取代农禅的生活方式，如何开创属于现代僧人的劳动修持生活，是进一步要思考的课题。

【参考书目】
　　一、来果禅师，《来果禅师语录》，天华出版社，六十九年十二月，台北。
　　二、来果禅师，《来果禅师自行录》，天华出版社，七十年三月，台北。
　　三、来果禅师，《杨州高明禅寺规约》，大乘精舍印经会，七十五年二月，台北。
　　四、西村惠信，《禅僧的生活》，雄山阁，昭和五十八年七月，东京。
　　五、莲池大师，《缁门崇行录》，佛光出版社，七十四年十月，高雄。
　　六、释圣严，《拈花微笑》，东初出版社，八十二年十一月，台北。
　　七、释道元，《景德传灯录》，《大正藏》第五十一册。
　　八、释仪润，《百丈丛林清规证义记》，心善寺倡印，桃园。